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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不怀疑红卫兵的“忠诚”但要分析性质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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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1972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宣传图。图为一群女知青在每天劳动之前,地头在学习毛主席语录的。

“我们不必怀疑她们当时的想法、心念和情感,但我们要反思这个忠诚,要讨论这个忠诚到底是崇高的?可贵的?愚昧的?还是悲哀的?”

核心提示:“我们不必怀疑她们当时的想法、心念和情感,但我们要反思这个忠诚,要讨论这个忠诚到底是崇高的?可贵的?愚昧的?还是悲哀的?”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7日第B25版,作者:田波澜,原题:《知青史研究不能用怀旧代替反思》

1968年12月20日,著名诗人食指写下诗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述了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的历史时刻。

而到如今,四十五年的光阴匆匆消逝,似乎带走了一切的伤痛与记忆。但曾经历过那段岁月而走上学术研究的学者,或者虽未经历但倍感好奇的专家,都不能忘记,他们试图超越“诉苦”或“青春无悔”的论调,重新认知和反省这段历史。

正如知青史专家、法国著名学者潘鸣啸〔著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文革中的知青一代”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能用怀旧的情感来代替对历史真相的呈现和反思。

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助理教授徐彬借助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的平台,联合该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组织了一个“知青一代的历史与记忆”的学术工作坊,邀请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潘鸣啸、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郑谦、艺术家李彬等十余位学者聚集在复旦光华楼,从知青的理想主义、知青美术中的宣传画创作、知青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等多重视角讨论知青运动的前世今生。

扎实的知青史学术研究还不够

金光耀告诉早报记者,此前也有很多关于知青运动的论坛、会议,但大都是作为社会话题来探讨,比较多地陷于“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等情绪化的争论,复旦这次会议是纯粹从学术角度来深入探讨知青史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文革’史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关注的人不少,但多是回忆录、口述史、知青文学之类的作品,真正深入扎实的学术研究还远远不够。”

金光耀说,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影响的研究知青史的学者大多是有知青经历的历史学者。他们对知青生活有亲身的经历,对那个时代有切身的感受,因此在阅读各种各样的史料时不仅能够较准确地把握主旨,而且还能更敏锐地察觉到字里行间的信息,从而能够更贴近事实地将历史呈现出来。而专业的史学训练,又使他们能够比知青出身的同行更自觉地将知青史置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当然他们的叙述也更专业。因此,由这样一批学者撰写的知青史论著不仅开知青史研究之先河,而且在知青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金大陆更注重上海在知青运动史中的位置与影响。研讨会上,他以上海两个典型的女红卫兵为个案,对比分析两人从女红卫兵到女知青的遭遇,讨论这一代人的忠诚问题。

“我们不必怀疑她们当时的想法、心念和情感,但我们要反思这个忠诚,要讨论这个忠诚到底是崇高的?可贵的?愚昧的?还是悲哀的?”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金大陆指出,全面搜集上海知青输出地和上海知青接受地的档案,继而组织整理、核对、考订,出版资料选编;组建课题组进行综合研究,将会实质性地推进中国的知青研究登上新的台阶。

作为知青二代,徐彬更关心知青的集体记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知青一代如何表现、解释和重构知青经验。他认为,知青的集体记忆是通过文化物品比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回忆录、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纪念碑等形式来呈现的,他计划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研究这种集体记忆形成的方式、逻辑与影响。

“当我们如今来重新面对这一页历史时,我们应该充分地注意到知青群体内部因为经历、生活现状和政治立场而形成的巨大差异,历史书写就应该呈现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徐彬说。

那时的宣传画更加抒情和理想化

李公明关注的是知青运动的宣传画创作及其留下的“社会主义文艺遗产”,他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的宣传画艺术曾经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图像表征。进入1980年代后,宣传画艺术逐渐被冷落以至被遗忘了。

李公明展示了哈琼文1963年创作的知青宣传画《做一颗红色的种子》,他认为这幅画是早期知青美术中最有代表性、艺术性最高的作品,描绘了一位下乡女知青的非常健康、充满理想精神的形象,她手执稻穗、回首远望,表现出远大的志向。没有以农村的梯田、田野作为背景,没有老农的指引领导,也没有扛着农具、戴着红花,单纯的一个青年女学生的形象,手里拿着的稻穗点化着题目中的“种子”,寓意着理想主义的播种、成长。与“文革”时期的知青题材宣传画比较起来,它显得过于抒情或过于理想化了——或者说,后来的知青宣传画的理想化和抒情性是建立在更加激进的立场上。

李公明展示的另外一幅影响巨大的知青画《立志一辈子做农民》(1966年),题目来自当时流行的一句非常直白的口号,比“扎根农村一辈子”之类更加直接,这样的口号和宣传画在当时的生活中比其他的宣传画具有更真实的刺激人们心灵的力量,画面上一位笑容满脸、斗志昂扬的女知青牵着牛、肩扛犁耙、手执毛泽东的著作,走在广阔的田野上,展现了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研讨会上,画家李斌展示了数十幅与知青历史有关的画作。他除了认同与会学者提出的知青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学术性这一观点之外,还特别强调:“当我们回望和观察知青画家这一群体时,不应忽视知青经历对他们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的影响。”

他以画家陈丹青为例指出,“陈丹青上山下乡的路线图是从江西到江苏再到西藏,因为擅长绘画,所以并没有受太多苦,但下乡却让他看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因此,可以说知青经历也构成了一些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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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红卫兵 知青 忠诚 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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