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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王稼祥获罪殃及儿孙 其子被折磨投湖自尽

2013年03月07日 09:02
来源:名人传记 作者:王光龙

核心提示:一家人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命、幸福生活了,不料在几年后的“大跃进”以及随后而至的“文革”中,王稼祥因言获罪,儿孙也因此遭殃。其子王命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忍受不了身心折磨,投湖自尽。

本文摘自《名人传记》2012年第9期,作者:王光龙,原题:《祖父的词典里没有“妥协”二字——访王稼祥的孙子》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1925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因其关键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此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人民公社;在随之而来的困难时期,他就我国的外交政策大胆建言,被康生等人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遭批斗和关押。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闻知“批林批孔”运动即将开始,忧心国民的王稼祥心力交瘁,当晚溘然而逝。

祖父的词典里没有“妥协”二字——访王稼祥的孙子王光龙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王光龙除了民盟河南省委委员这个“政治身份”之外,与许许多多的大学教授一样,平易质朴中带有岁月涵养出的书卷气,除此之外,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至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稼祥的孙子,却一直鲜为人知。也许正是他的这种低调,使得我们的采访并不顺利,几次电话沟通,他均表示事务繁忙,暂不能接受采访。直到半年后的一天,他才打电话给我们。

2012年盛夏,河南郑州。正在参加民盟河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郑州大学教授、十一届民盟河南省委委员王光龙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见到我们,谈起延宕至今的采访,刚刚卸任民盟河南省委委员的王光龙说:我现在可以心无挂碍地面对媒体讲一讲我的祖父王稼祥了。怕我们不解,又言:祖父是一个低调的人,我们多年来没有面对媒体谈他,是不希望别人以为我们在拿祖父沽名钓誉。现在我不再担任民盟省委委员,而且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是时候讲讲我祖父了。言谈之间,记者发现,他的相貌与祖父王稼祥很像:一样瘦高的身材,一样清癯的面庞,甚至在沉默的时候,脸部的神情都与照片上的王稼祥有几分神似。话题打开,他坦言道,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祖父一生经受过无数政治斗争的磨砺和生死考验,但他对人生起伏的淡定,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对错误决策的不妥协,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世人所理解。他说,我愿意用我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王稼祥。

面对满屋的大字报,祖父淡定而认真地阅读

出生于1951年的王光龙,尽管青少年时代是在祖父王稼祥的身边度过的,但当时的他并不了解祖父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一切。原因一是他年纪小,二是祖父从不跟他们提及自己的事情。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沉默寡言,偶尔会问一问他和哥哥的学习情况,也会跟他们玩耍一会儿,但话很少。以至于多年后,当王光龙了解到祖父的过往的时候,他甚至对记忆中的祖父产生了误读:那些事情真的发生在祖父身上了吗?然而历史确实是这样书写的:

——1935年1月15日,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旨在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这便是“遵义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一味强调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回避自己在指挥方针上的错误;毛泽东则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一时间,两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起身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改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样,王稼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使得正确意见迅速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上风。最终,会议成功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这样说道:“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1958年“大跃进”时,王稼祥提醒大家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但此时,人民公社已一夜之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在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的人民公社”有意见后,毛泽东批评他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1962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针对当时的外交政策,王稼祥又泼了一盆“冷水”。他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说,应争取时间渡过难关,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同时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一次,王稼祥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大帽子,遭到批斗。其政治生命由此走到尽头。

对祖父的解读,是王光龙成年后经常做的功课。从不理解到理解,王光龙说他读出了外表沉默的祖父内心的执著与强大。

《名人传记》:从您出生到祖父去世,跟祖父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王光龙: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刚从苏联回来,正在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时我们就住在中联部,和祖父在一起生活。1956年年底祖父任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候家就搬进了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三院。那时我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平时和父亲住在人民大学的宿舍里,星期天回家和祖父团聚。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全家从中南海搬到北海后门的一个小院子。那里原来是蒙古的使馆,隔壁是郭沫若家。两院之间的墙不高,在二楼可以看到郭家,我发现郭沫若的家很大,至少比我们的家大一倍,院中还有假山和亭阁。1968年年底,我和哥哥到山西汾阳插队,从此离开了北京,离开了祖父。

[责任编辑:杨超] 标签:王稼祥 文革 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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