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魏县漳河南边的秦庄村，是我生长的家乡，1947年秋解放。解放初期，我的家乡一度划为平原省漳南县。在土地制度改革（简称“土改”）中，我家被划为破产地主。后来，我对照有关政策规定，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属于错划，曾数次提出申诉，要求改正。

解放前后我的家境

按照划分阶级成分的观点，据说我的高曾祖辈应是地主家庭，但其具体经济状况，我已无法知晓。旧社会农村缺医少药，祖父不满四十岁即病故，家境开始走下坡路。到父亲和叔父这一代，坐吃山空，很快败落下来。1938年农历九月，我弟弟出生不久，母亲因乳房长疮（后来发展为乳腺癌）多年，卧床不起，无法喂养弟弟，只好送到奶母家抚养。1940年初，父亲患急病，才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不满五周岁。同年，叔叔与我们分了家。若干现种地，归我奶奶以养老。我们分了十几间旧房和六七十亩地根，没有一亩现种地。所谓地根，就是典当地，也叫小卖地，在典当期内，有钱时还可再赎回来，到期没钱赎回时，可以再大卖一次，叫做卖地根，即永远不能再赎回。分家后，病弱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和弟弟），吃穿费用，请医买药，就靠卖地根或房子，艰难度日，很快就把地根和房子都基本上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两间房。当时住的三间东屋，属于我叔叔。分家单据规定，待我长到十五岁（即1950年），我们必须搬出去。

我的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小时候，我和当时北方任何一家的贫苦孩子一样，下地剜野菜，上树捋树叶，当地凡是能吃的野菜和树叶，我都吃过，诸如锯齿菜、马神菜、醋酸菜、灰灰菜、柳芽、榆叶、榆钱、槐树叶、洋槐花，等等，红白萝卜叶子在那时就是好菜了。即使这样，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从十岁左右开始，就经常抬水、拾柴、推磨、推碾子。家里烧火做饭和取暖的能源，主要是靠我拾的柴禾，麦天铲一垛麦茬，秋天拾一垛玉米秸茬根，刮风下雨跑出去捡树枝，冬天用筢子搂树叶和干野草，去地里拾大雁屎。我家一度穷困到讨饭的边缘。有一次，我们村东头有一家办喜事，宴请亲友摆酒席，母亲和姐姐不好意思出面去讨要，就想叫我这个男孩子去。因为嫌丢人，我也不愿去。当时母子、姐弟僵持了好一会儿，那种无奈难过的心情，难以名状。最后，我还是坚持不去讨要。那时我还跟着大孩子卖过烟卷，和小伙伴们一起卖过甜瓜。

解放前夕，母亲把地根悉数卖掉，赎回十四亩典当地。此时全家四口人，母亲病弱，大姐已出嫁，二姐十二三岁，我和弟弟年岁更小，家中无劳动力，就让邻居代耕，收获了粮食对半分。那时产量很低，还要纳税捐，生活仍然相当艰苦。母亲的精神支柱，就是盼望我和弟弟快些长大成人。

1947年秋，家乡解放，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农会、妇女会、姐妹团、儿童团。那年我十二岁，参加了儿童团。我们唱的第一首歌就是:

一九四七年，成立儿童团，

站岗放哨，盒子（枪）手里掂……

1948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开展“土改”运动。1949年春季，村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同时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当时，我不满十四岁，正在离我村八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就成了我的家庭出身。土改时，我家不但没有被斗受损，反而还得到益处。按平均分配土地和房屋的政策，还分得两间房、一亩多地。全家四口人，四间房，十五亩多地，生活开始逐渐好转。

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

家乡解放后，我在本村上初小，读新课本，学算术，同时，老师还教我们读《孟子》，学《尺牍》，背诵《古文观止》。

建国初期，小学是四二制，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简称初小和高小。如果一个学校既有初小又有高小，称为完全小学，简称完小。1949年春节后，我考上县立回隆镇高小的插班生，跳过一年级，直接到第一班读二年级。严格意义上，这是我上了正式的新学校，国文、算术、地理、自然等课程，都由专职老师讲授，住校过集体生活，唱革命歌曲。

1950年初，我领取了高小“毕业证书”，面临升学考试。我本想去安阳考中学，可是路远，约一百里地，还要交生活费和学杂费，只好去上师范。我本不想学师范，当地人有“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小学教师）”的说法，可是当时家里经济困难，而魏县师范吃饭不要钱，不交学杂费，离家又近（五六十里地），最后还是决定去考师范。

1950年农历正月十五，我“金榜题名”，考上魏县初级师范学校。魏县师范于1949年夏建校，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属于第二届，每届只有一个班，共一百名左右学生。入学时，我不满十五周岁，是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魏县师范三年，我吃的是公家饭（比家里生活还好），受党的教育，学习基本的文化科学知识，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身体也长成中等偏高的个子。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申济舟，是参加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时任魏县副县长，兼任魏县师范校长（后为名誉校长），给我们班讲过中国历史课。他对我说:“你这三年长高了一头，这一头高是吃公家饭长的，你要为公家办事，为人民服务！”他的话对我教育很大，印象很深，至今未忘。

魏县师范毕业后，1953年3月，我被分配到县立郝村完小任教。当时我不满十八岁，是该校最年轻的教师。

我于1953年初参加工作到1956年上大学，每年都涨工资。我从亲身经历中，深切感到，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我个人得到了益处，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风正，干部廉洁奉公，社会风气好，我感到处处都是明媚阳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1955年夏至1956年夏一年的“肃反”工作，于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前夕，按七大党章规定，我没经过党支部大会讨论，由中共魏县县委直接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对要求入党人员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治审查，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我入团入党、读师范、上大学、当学生干部，并没有因为破产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内，我丝毫没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