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诞生“天津庄”

“喊一声北大荒，能喊出热泪两行……”当74岁的杜俊起老人凝视着远处的万顷良田哼唱出这首《喊一声北大荒》的时候，两行清澈的泪滴真的滑出了他的眼眶。

从1955年直到今天，整整53载光阴，老人亲身见证了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沧桑巨变——53年前的这个季节，杜俊起和另外52名热血青年，一路辗转从故乡天津来到黑龙江北部的萝北共青农场——一片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的苍凉边陲之地，赤手空拳屯垦戍边，建立起一个响彻全国的“天津庄”，由此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先遣队”。

53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屯垦青年都返回故乡，但杜俊起却和不多的几位天津老乡一起留在这里，实践着当年来时在“天津庄”旗帜下许下的诺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一部壮丽的史诗

曾经有这样的文字赞美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它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每一寸土地上，都刻写着闪光的诗句，这部史诗的作者，正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垦荒人。

驱车驶出哈尔滨，朝东北方向继续前行，经阿城、宾县、方正、依兰，在佳木斯渡松花江，再穿过鹤岗市，直抵萝北县，由此转车到共青农场，一路高速狂奔，要花费大约8个小时，而火车则要十几个小时。

“我们来的时候，走了三天三夜！”杜俊起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北大荒之行时，左右两手同时伸出了三个指头。

为什么一群年纪轻轻的天津姑娘小伙要来北大荒呢？

1955年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同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出“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两个月后的9月10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60人率先到达萝北，建立“北京庄”，这是新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

“咱天津也不甘人后啊。”杜大爷告诉记者，第二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咱们天津青年组建的。1955年11月8日，天津市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52名队员到达黑龙江萝北县，在千古荒原上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是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从全市17000多名志愿者中选拔的。11月4日，团市委在工人文化宫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当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火青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白坚、吴砚农、李耕涛等到会送行，并向垦荒队授旗。

11月5日凌晨五点，队员们坐火车从天津站出发，历经三天三夜的旅程抵达鹤岗，然后转汽车到萝北县，“我们一看那汽车就乐了，是最老的那种苏联敞篷车，一启动老远就能听到‘突突’的声音。”杜大爷说，这是当年萝北县仅有的两辆汽车。

北大荒的11月份，原本泥泞的地面已经结了薄薄一层冻层，一不留神，车轱辘就陷进去一个。而五十多年前的北大荒压根儿就没人听说过什么柏油路，到处都是这种坑坑洼洼的泥道。现在从鹤岗到萝北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在当时却走了整整一天，“冬天车不好开，但好歹还能走，一到夏天雨季，河水上涨，到处都是翻浆的沼泽，那就一个月都没法走人走车。”那会儿，杜大爷和他的伙伴们丝毫没有抱怨第一次来北大荒就赶上冰天雪地，而是很庆幸没赶上雨季。

愚公移山

正值秋收时节，整个农场变成一片放眼望不到边的金黄，一阵秋风吹来，滚滚麦浪散发出悦耳的“沙沙”声。

站在这块几十年前一拨又一拨天津老乡奋斗过的土地上，才会知道，“愚公移山”到底是一种何等悲壮的精神。农场志记载，“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有干劲、好学上进，在老职工的帮助、指导下，成熟、成长起来。在农场的机务、教育、卫生、财会、基建等各个行业成为了骨干力量。同时，他们还把城市的文明、城市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北大荒，推进了这片荒原的文明进程，使农场职工的文明素养、文化程度都普遍高于其他各地农村。”

“刚去的时候，我们连房子都没有，是相邻的宝泉岭农场资助了我们一批旧帐篷。”住房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等不到来年开春，作为首批先遣队队长的杜俊起，就带领伙伴们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盖房，“带着棉手套，手指还一样能冻成胡萝卜，几乎每个队员都有手和铁锹冻粘到一块的经历，扒开的时候都连皮带肉掉下一大块。”

翌年3月5日，来自天津的第二批216名新队员的到来，为这片荒原注入无限生机。至此，垦荒队共有268名队员，队长杜俊起、范素兰，“人多力量大，垦荒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盖起了宿舍，垒起了灶台，脚下的荒地也整得一天比一天平整。”

73岁的老垦荒女队员徐桂琴是1956年随天津第二批志愿队来到北大荒的，说起当年的经历，她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刚来这里时，大家都住在马架子里，夜里冷得浑身哆嗦，就听野狼在外面嚎叫……”那时共青农场还未通水通电，队员们晚上只能靠一支蜡烛照明，洗澡成了极度奢侈的事，“取水很困难，要赶着马车去几公里外的河边，还要拿着榔头破冰，所以常常一冬天都将就着不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