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身在北京的我，常想起三十三年前的辽宁海城大地震。那时，我在灾区生活了二十几天。重读当年日记，回顾那一段历史，百感交集，恍如隔世，但仍有些东西与今天相连，隔不断。现将这些日记抄出，给读者朋友作参考。抄录时，除将一处人名隐去之外，其余皆为原样，一字不易。错谬或不确之处亦不改，在括号内将准确意思标出。每则日记下面的楷体字，是现在写的注解和感想。
2月15日
我要求上地震灾区参加抗震救灾斗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像（一九）六六年临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六八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七一年入厂临近分配工作时一样，心情无比激动，无比激动！
此次斗争，是党对我的一次严峻考验，同时也给了我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党给了我一切，我要将一切献给党。我决心做到:
一、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四届人大文件，学习灾区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革命斗争精神，并将其化为我前进的动力。
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党让我干啥，我一定干好啥。我要抢着干最险、最难、最脏的活，要把方便、安全、舒服让给同志们。一句话，我要豁出一切，支援灾区。必要时，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大风浪里学会游泳。
在防震斗争中增长才干！
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当时，我二十三岁，任沈阳鼓风机厂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厂报记者。
沈阳距海城128公里，震感强烈，许多人不敢回家，在寒冷的街道上过夜。此后多日仍不消停，大家在屋里倒竖着啤酒瓶子，一有动静，马上跑到外面。
我多次申请赴海城救灾，于震后第十一天获准。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这一段的救灾日记却仿佛为别人而写，此篇尤其像是当众表决心，甚至有某种“表现”的意味。这个“表现”，并非嘴上说的一套，内心想的又是一套。应该说，那时我内心想的，大体也是说出来的这些，只是不愿埋在肚子里，因此慷慨激昂地写出来，既是鼓励自己，也是希望，悄悄地希望，有朝一日，最好是成为先进人物甚至光荣牺牲以后，让上级领导和总结事迹的人有豪言壮语可引，有成长脉络可寻———刘齐这小子，之所以有今天，绝不是一时冲动，偶一为之。
我在日记中的抒豪情寄壮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小学时期，学雷锋，做好事。
“文革”年代，又赶上大地震的非常事件，一个深受时代潮流浸淫的年轻人，情感虽是真的，却用了当时的流行句式和套话加以表达，而且特别爱用惊叹号，不好意思，请读者朋友容忍。
将日记录入电脑时发现，有些套话“生命力”很强，以至潜入了二十一世纪的电子字库，轻敲几下键盘，就能迅速现身，“全须全尾”地“复活”。
2月16日
今天奔赴灾区。
上午十时一刻出发。吉普车开到鞍山时，我们便看到地震造成的灾害———铁西广场几幢危楼的断壁残垣，一些建筑物的蛇样裂缝，东倒西歪的电柱……然而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是振奋的。他们坚守岗位，秩序井然，正在向地震作坚决的斗争。
车越往南开，地震所造成的危害越重，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越强，革命干劲越大。车过海城不久，便从哈大道向东拐，经东柳，过西柳，最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感王公社东感王大队。
灿烂的阳光下，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猎猎招展。扩音器正在播送上级通知:“今天下午三点至五点有较大的地（余）震。”然后，又开始播送坚定有力的革命歌曲。
我们马上就看到了我厂支援灾区工作组的组长慕殿春，成员田红星、王书香、苏雨清等同志。四日地震以后，他们就陆续来到这里参加斗争。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和他们并肩作战了。我的心头热潮翻滚。
老慕带着新来的同志参观了青年点、大队部和几家五保户。
东感王大队是四日强烈地震的震中地区，受灾程度较重。全大队一千四百九十一人中，死亡七人，重伤六人，房屋倒塌极多。大自然在向这个粮产过“长江”的先进大队挑战了。
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正在经受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不少动人的事迹。大队治保主任谢庚阳同志在地震时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进屋，不搬贵重物品，不抬粮食衣物，只用最快的速度，从柜里拿出国旗，贴在胸口，奔出家门。他事后激动地说，什么最贵重？什么最有用？就是她———我们的国旗啊！这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一个同志指了指队部门口的红旗，告诉我，这就是老谢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来的。啊，我下车第一眼看到的，不就是她吗？她光荣地飘着，骄傲地飘着。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象征，她怎能不光荣？作为英雄人民的心肝宝贝，她又怎能不骄傲？
说灾区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一点都不言过其实。现在地震还在继续，脚下余震颤颤巍巍，建筑物摇摇晃晃，可人们全然不顾，他们豪迈地宣布:“天塌地裂撑得住，泰山压顶不弯腰。重灾面前不低头，强渡‘长江’志更坚！”现在，他们几乎送完了粪，选完了种，正在进行其他的春耕准备工作……
青年点的四十八名知识青年地震后没一个人回城，全都坚守战斗岗位……
有的队干部、有的民兵战士，为了防震救灾，几天几夜没合眼……
上述事例，在东感王，在海城，在整个灾区多得不胜枚举。毛主席、党中央慰问电的精神正在深入人心，正在发芽、开花、结果……
工作组驻地是木板和油毡纸搭起的简易小房，座（坐）北朝南，十几平方米大小，北面一溜板铺，南面是桌椅什物，地当央生着火炉，朴素实用，别有风味。
我们正在吃晚饭，房子晃了起来，有人毫不在乎地说，又震了。接着便又吃饭。
傍晚，和大王到八队赵队长家（较困难）了解灾情，又震了，较厉害，大约有六级左右，然而人们仍是毫不在乎。
然后在大队门口的空场上看电影《创业》，又震了。
就是此时躺在床铺上记这篇日记时，又震了。
我，大王，小田三人穿上衣服到外面巡视一趟，堡子里安静得很，劳累一天的人们全然不理睬“震魔”，放心地躺在防震窝棚里睡了。
街上，持枪民兵却警惕地巡逻。我们又踅回驻地。到大队部（在我们隔壁）呆了一会。大队干部和几个搞宣传工作的小青年还没睡觉，他们正在研究明天的工作。
这，就是我第一天的印象，多么感动人，鼓舞人，激励人哪！
史料记载，海城地震为7．3级，震源深度16公里，震中烈度9度强，波及人口密集的六市十县，有感半径达一千公里。由于事前作了成功的预报，十余万人的生命获得拯救，遇难者仅有一千零二十人（包括震后火灾烧死的四百八十一人），占全地区人口0.016%。在世界历史上， 对7级以上大地震成功进行预报，辽宁海城这次，尚属首例。
不知何故，这次汶川大地震，舆论很少提及海城地震预报成功的先例。
事有凑巧，海城地震一年半以后的唐山大地震，距唐山市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也成功地进行了预报，因此，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当地百姓竟无一人伤亡，被誉为青龙奇迹。可是事后，出于种种原因，有关部门对这一成功预报的突出事例，反应却极为低调，用行政术语说，是淡化处理。同样，对有关责任部门和领导，其处理依然淡化，无人问责，也无人向受灾惨烈的民众说声对不起。为什么不说？是认为不值得说，还是怕从此开了口子，让人们引以为例？
“中央慰问电”，从网上搜出全文如下:
辽宁省委、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并转海城、营口等地震灾区的各级党委、各级革命委员会、广大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1975年2月4月，海城、营口等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使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人民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精神的鼓舞下，在辽宁省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和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团结起来，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共中央
1975年2月5日
一纸慰问电，短短三百字，尽管仍不忘让灾区批林批孔搞运动，但还是起到了相当鼓舞人心的作用———它是来自北京毛主席那儿的声音啊！故日记中说，它是“毛主席、党中央慰问电”。毛主席在党中央里面，但官方规定的顺序是，毛主席必须单挑出来，排在党中央前面。我写私人日记，亦照此行文。
当时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想法没有写出:毛主席最好能来灾区走一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有难，他正好来救。赶巧了，还能见上一面，九年前在北京见过一次，远远的，逆光，不清楚。也知道毛已年过八十，但报上一直说他红光满面，非常健康。在众人心中，他是神，是太阳，太阳是不会衰老的。毛主席实在来不了，那就周总理来。1966年邢台地震，他就去慰问了。作为一个外省青年，当时我无法得知，周恩来已罹患重病，去日无多。多年后，见宋平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辽宁海城地震后，中央立即组成以华国锋副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灾区慰问。慰问团出发后，我将慰问团的名单报告给总理。总理阅后指示说，中央慰问团要增加吕正操，并且担任副团长。总理说:吕正操同志是辽宁海城人，让他跟群众见见面，并发表讲话，然后发个消息，以恢复他的名誉。之后，我向有关方面、有关领导传达了总理指示，并请空军派专机把吕正操送到辽宁海城与中央慰问团会合。这种做法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见《中华文摘》刊载的《“晚年周恩来”三人谈》）
2月17日
和苏、田、王三同志分别调查全大队八个生产队房屋的损坏情况。地震造成的损坏程度是严重的:有的房子一颓到底，破砖碎瓦中横躺竖卧着大梁和檩子；有的房顶开了“天窗”，房子通出“旁门”，房架七倒八歪；有的瓦片成群脱落，墙壁大面积龟裂。据初步统计结果，全大队三百多户人家中，房屋完全损坏、严重损坏和局部损坏的各占百分之三十有余，而略加修理便可复原的房屋简直廖廖（寥寥）无几。
而这些情况仅仅是现在的情况。倘若再遇大震，或今后刮大风下大雨，则肯定还会加剧房屋的损坏程度。
这是灾区吗？对这个问题似乎一点头即可算是圆满的答案。但如果真的只有这么一点头的话，那就容易做形而上学的朋友了！
要知道，这灾区是在新中国而不是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灾区人民是英雄好汉而不是懒汉懦夫，他们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绝无克服不了的人间困难，在一定的条件下，正像冬天可以变成春天那样，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旧的坛坛罐罐打碎了，正好重建新家园，农田震松了好种地，旧房基炕洞土可肥田。灾区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做革命的转化工作。
我们在挨家挨户搞普查时，路过六队暖窖，六队于少春队长邀我们参观参观这集体经济的产物。我一进去，眼镜立刻被扑面而来的暖气蒙上一层雾。擦完镜片一看，喝！好大的气派，好漂亮的场面———宽十米、长二百米的暖窖内，长满了嫩绿的韭菜和青翠的黄瓜。再闻闻那股浓郁的春天气息，简直可以醉倒饮酒如水的海量者！
出了暖窖，虽然又被刺骨的寒风包围起来，但我们仿佛看到比刚才更强烈的春天景象，闻到更浓烈的春天气息———那不是吗？鞭花声脆，车把式正在送粪，铁锤叮当，社员们正在修房，他们全都在撵（走）冬天，迎新春，将坏事，变好事……
“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说得轻巧。生活中，有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有些却变不了，怎么使劲也变不了。人死了，这个坏事怎么变？对死者是坏事，对别人是好事？坏了几个人，好了大家伙？全大队死亡七人，重伤六人，日记里怎么一点悲痛感也没有？对生命怎么一点尊重的概念也没有？
当地受灾最重的，是海城县招待所，这座当年海城最大的建筑物，其主体建筑的楼角已经震落，两侧的翼楼完全坍塌，成为一堆钢筋水泥的废墟，吞噬了几十条生命。在来感王的路上，我曾亲眼目睹其惨状，印象之深，今天还不能忘怀。但日记中却只字不提，奇怪。
“旧的坛坛罐罐打碎了，正好重建新家园。”多么豪迈，敢情你刘齐光棍一个，全部家当远在沈阳独身宿舍的床铺上，毫毛未损。所以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当然，我这么写，也是有所遵循、有所忌惮的。当年上面钳制舆论，规定了无数“宣传纪律”，这也不让涉及，那也不让报道，禁令重重，动辄得咎。
那还怎么写？怎么宣传？
有关“精神”指示说，要“正面宣传”，确切说，按上级需要的那个“面”宣传，亦即宣传胜利，宣传英雄，宣传大好形势。不许说消极面、黑暗面，不许说悲痛之事，即使有了悲痛，也得赶紧用“大好形势”遮盖起来。出多大的事，死多少人，到了最后都是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
此前，“文革”初起时，江青审查电影，就一再强令，不准反映战争的残酷，不准哭哭啼啼，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江青的话就是法律，甚至比法律更“法律”。在严厉的意识形态和官话、套话的支配下，人们似乎变得很坚韧，很阶级，很麻木，生命的尊严，人性的悲痛，都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
当时不兴民众捐款，国际救援、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救援更是闻所未闻。
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口号，传下来了，至今仍在使用。
“暖窖”，即今日的反季节蔬菜栽种温室，俗称塑料大棚。感王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温室蔬菜种植全国闻名。近年创办音像市场、黄金市场，尤为引人关注。现为全国百强县之一。
2月23日
上级要求，各单位要写出反映灾区大好形势和人民英雄事迹的材料，于近日回沈报告。为了了解全面情况，上午我到局里了解他们写的材料。深深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灾区人民战天斗地抗震救灾的革命精神感动，再一次决心:为抗震救灾斗争豁出自己的全身肉、满腔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前几天，觉睡得太多了（平均六小时左右），从今天开始，要再减它一小时，用来抓紧学习，抓紧工作，抓紧斗争！
余震尚在示威，灾云还未散尽，上面就传下令来，布置整理事迹材料，准备报告“大好形势”，一叹。
不知是否从那时开始，救灾事迹材料一般都具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比如感恩模式、歌颂模式、胜利模式、回避悲伤模式、形势总是大好模式，等等，久而久之，习焉不察。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八个字，记忆中，最先是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之后，由军队提出来的。有一幅著名的宣传画，画着一个头缠绷带，手持56式自动步枪的士兵，怒目喷火，从雪地树丛中跃起。画的下方，醒目地标着这八个大字。
3月1日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认真地听了两遍。林彪说:“诱，以官、禄、德。”我说，去你的官禄德吧。我们新中国的革命青年一定要做扫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先锋战士。
但是，要想当先锋，就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要很好领会其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如是而已。
灾区看不到当天报纸，更看不到电视，只能听广播。来自北京的广播，叫红色电波。姚文元的文章是特殊的重头货，电台一遍一遍地播送。间或，还用记录速度播送。
记录速度广播，今已绝迹，当年却常见，一般用于传播重要文章、社论，播音员读得很慢，慢得不正常，供不上听。不但读文字，也读标点符号和另起一行之类技术细节，一并供边远地区的收听者记录成文，打字，排字，印刷。
当知青时，某次“偷听敌台”，忽然撞见一个台湾女播音员，也用极慢的语速读一封给大陆某人的信件。那声音不但慢，而且柔，媚，软绵绵的，像极了电影里国军电台读战报的女声。事后听说，那种信件，多半是情报机构发给潜伏特务的隐语指令。
我毛骨悚然。
以后听北京的记录速度广播，常想起台湾的柔媚女声，感觉怪异、神秘。
3月9日
今天告别灾区
九时，公社举行欢送会，刘力书记致欢送词。关廷奎副书记亲自给局小分队全体同志发灾区自产的苹果、梨。大家盛情难却，接了过来。会后全又悄悄放回盆内。
灾区人民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踩着高脚（跷），夹道欢送。三十多辆吉普车在欢腾的人群中缓缓行驶。我们频频向感王公社和东感王大队的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及社员群众挥手告别。在公路转弯处的青年点前，王德希、邹志扬、张英利等知识青年和我们隔着车窗拼命握手。在堡子东面，老谢含着热泪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道别———他一直从公社门口跟到这里。车子越驶越远，他还和其他群众向我们挥手……
别了，英雄的灾区人民；别了，光荣的感王土地。我们永远忘不了这团结战斗、抗震救灾的几十个日日夜夜！
……
告别震区，告别激情，回归平庸，回归日常。决心渐渐淡忘，缺点悄悄回来，懒散依旧，轻率依旧。走在喧闹的城市里，没人像海城老乡那样跟你亲热地打招呼。遇到感王知青那般模样的小伙子，也不可能上前套近乎，递上一根烟。
擦肩而过，擦肩而过。
一切都过去了，剩下些参差不齐的文字，夹在泛黄的纸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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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齐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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