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与周秉和合影。 记者 关宏 摄

讲述人物:周秉和

1969年1月9日，从北京到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

那年他17岁。

1968年，是我们那代知识青年难以忘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帷幕。从1969年到1970年初，全国共有500多万知青奔向了农村。

我的伯伯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我们家人管邓颖超叫七妈。1966年以后，伯伯一般很少私人会客，即使是亲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当伯伯知道我要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消息后，破例邀我去他那里共进晚餐，可见他很重视这件事情。我清楚地记得伯伯略微提高了一下声调对我说:“插队是你自己定的？好！”然后他笑了起来，会意地和七妈点了点头，又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支持你去延安。”

那天，伯伯深情地回忆起在战争年代延安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支援，以及军民团结最终战胜敌人成立新中国的历史，告诫我一定要继承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勉励我向延安人民学习。伯伯说:“你能响应号召，到陕北农村插队落户，我和你七妈非常高兴。陕北民风淳朴，群众忠厚善良，陕北的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延安了，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了，对你能到那里插队生活，我和你七妈坚决支持。希望你能在那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改造思想，过好思想关、劳动关和生活关，做好生活艰苦和长期落户的心理准备，有困难和问题经常来信，我和你七妈等你的消息。”

到陕北的第一年，我来到了离延安县城90里远的冯庄公社新庄科大队。这里是山区，基本上没有水，劳动和生活的条件非常艰苦。1970年初，我从陕北回京探亲，抽空到中南海，向伯伯说起自己在延安农村插队的感受，以及知青工作的问题，引起伯伯极大的关注。伯伯问我们吃饭怎么样，与我一起去的何利群说最初是队里派人做，以后就自己学着做。开始不会烧柴，饭总是做不熟，慢慢地就都学会了，还会贴饼子，做高粱米饭。刚去时我们分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搬到新建的窑洞，由于新窑潮气很大，不少知青身上长了疮，有的还化脓，又疼又痒。当时粮食不够吃，在配给的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黄豆，知识青年在北京吃惯了大米、白面，一时不能适应陕北农村的饮食，常常出现消化不良等情况；从劳动强度看，搞基建，拉石头，运送粪，掏羊圈等比较重的活都压给了知识青年，知青干劲很足，没有多久各种各样的农活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知青干活不偷懒，上进心很强。

谈到陕北人民，我们告诉伯伯和七妈，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对待亲生孩子那样教我们生活，逢年过节还请我们到家里吃饭，最好的饭就是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我们和青年农民交往多，他们业余时间也和我们议论国家大事。公社演电影，他们带我们走几十里地去看，回来时大家结伴而行，他们打着手电领路，有说有笑，这种乐观情绪给了我们安心插队的精神力量。

我们跟伯伯谈的这些事，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1970年3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总理在会议一开始时提到，是因为有几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向他反映了延安的现状和知青上山下乡所发生的一些情况，感到有必要召集有关同志来京了解更翔实全面的情况，共同商讨如何解决北京知青插队落户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障上山下乡运动的正常发展。

当年5月12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批示的文件。文件下达后，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各大城市还向插队知青集中的村队派出了带队干部，使得各地知青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地的重视、保护和关怀。

记者 关宏 实习生 王旭东 采写整理 图片除署名外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