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并连带知青因此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拨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

三十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一个个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运输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远赴重庆，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头的车流中，无所适从的他们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知青们大哭。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当年，李长寿在熄灯后睡不着觉，抱着曼妥林(一种乐器)在木堆上唱歌。连长是退役军人，哗啦一声便端起枪来：“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留在记忆中很多年。那个晚上，李长寿同宿舍的三名知青听到动静，揣着砍刀摸到了连长家的后门，如果枪响，他们打算砍了连长的老婆孩子。

连长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样，在农场老去。三十年后，李长寿听知青战友说：连长的老伴去世一年了，连长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觉得自己太亏欠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长寿感慨说：“出生在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所有需要人去承担和承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聚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淘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丁惠民，在将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过程中，选择了前一种姿态。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请愿九十天中结下的情谊，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刘先国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他从上海赶回，未事声张，料理丧事。此前，在知青问题上虽已话不投机，却不知丁惠民从何处得到消息，赶来守灵两天。

几天后刘先国返沪，临走前来到丁惠民家时，丁正在与一群老知青谈话。

刘先国静静地呆了一会，离去。

(刘晓航《我们要回家》一书，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鸣谢)(南方周末记者徐楠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