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于2009年9月25至10月11日公演的话剧《1977》，是一部现实主义反思戏剧，也是一部具有民族记忆这一宏大主题的戏剧。光阴荏苒，时隔32年，坐在剧场里重新回忆和审视这段历史，禁不住百味翻腾，感叹邓小平的英明伟大和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大步发展。

一，荒诞而残酷的青春岁月

说青春无怨无悔，对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来说，那是自欺欺人，确切地说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是不容许你有自己的想法，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紧跟毛主席，斗私批修，打到走资派，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那个时代，是不容许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千百万知青离开课堂，远离父母，背井离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经风雨见世面，跟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接受再教育。在这个历史的大漩涡里，谁敢逆流而上只有死路一条。在那个荒诞而残酷的青春岁月里，适者生存，否则就会像剧中懦弱的小根宝那样，以寻死来得到解脱，尽管一代知识青年在纯正的激情过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磨砺了坚韧的意志，成为后来抵御各种人生磨难的支撑。

话剧《1977》改编自电影《高考1977》，通过第一年恢复高考的报名事件，描写了当年在北大荒农场战天斗地的知青群体在1977这个非常的一年，为了争取读书的权力，所进行的艰难的斗争。大权在握的农场革委会主任老迟，动用了手中的特权，人为地给参加报名的知青们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完全无视知青们的合法权益，以惯用的高压政策来打压知青，被逼无望的农场知青不得不以绝食来抗议。

一个基层的小小当权者，就因为手中有那么一点点权利，就可以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可以随心所欲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在你头上，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无视人的权利和自由意志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荒诞的，也是残酷的，令人痛心的。在这段历史中，像“迟主任”这样的人不可不说是在“犯罪”，不自觉地犯罪。尽管我们的编剧非常善良，为这个转业军人出身的干部找到了可以理解的理由，不是他对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不积极贯彻，故意去刁难想读书的年轻人，而是作为农场一把手，他考虑的是地里的收成。事实上，他越是敬业，越是忠诚于他作为革委会主任的职责，他对农场知青的极左高压手段就越厉害，越铁面无情，对他们从体力到精神的伤害也就越大。

拨乱反正，谈何容易！这里有一个国家大计与局部利益的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正如剧中一句令人难忘的台词:“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意义更加重大！”这句话绝对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英明决策，它的点题之语鲜明而严肃。

剧中由吕凉扮演的“迟主任”，代表了1977那个年代阻挡历史前进的保守的极左势力，同时也是一个封建父权的象征。他经历了十年文革，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霸道而偏激，保守而固执。他忘记了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忽视了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在他的惯性思维中，已经习惯于采用专制手段来维护他“父亲”的权威，严禁僭越，在他看来，凡是超越本分的行为本身就是不容出现的。尽管，从本质上来看“迟主任”这个人物并不坏，在张国强他们绝食斗争最令他头痛的时刻，突然冒出了个“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专门来帮着绝食的知青说话，让他成为一个对立的孤独者，在弄清了这位“招办主任”陈浦德的真实身份后，他放过了他，而没有去法办他，惩罚他。因为这是一个父亲同另一个父亲的对话，陈浦德的话触动了迟主任心中柔软的地方，难怪他在一个人的时候，冲着远去的载着陈浦德的拖拉机喊道:就你一个人当过父亲！

“迟主任”与知青的关系，如同一个严父与一群孩子。不过，以张国强为首的知青们敢于要求报名高考，敢于拒绝他的测验指令，甚至敢于以绝食来抗议，在迟主任看来都是一种“僭越”，是藐视并挑战他作为“父亲”地位的权威性。在这个封闭的农场里，只有他老迟可以一手遮天，可以左右年轻一代的命运，上调，进工厂、回城，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的种种不近人情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精神暴力”，以至于体弱无力、一心想回上海的小根宝再也经受不住这种巨大的压力想一死了之；出身不好的陈琼知道自己再拼死拼活地干也不会有出头之日，老迟更不会同意她和真心相爱的潘志友结婚，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纯真的爱情，违心地答应由迟主任做主为自己找个婆家；为了能考大学，个性刚强的张国强不得不以自残的手段换得几天病假来温习功课……父权的阴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年轻的知青头上。我们今天高谈阔论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宽松的社会氛围，如果放在30多年前，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否则必遭祸害！这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民族记忆！

二，一线生机中的挣扎与反抗

然而，毕竟已经是1977年了，“四人帮”被粉碎了，一代知青终于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挺起腰杆，敢于用各种办法走出父权的阴影，打破了对父权的敬畏心理，而冲破重重阻力，为自己的求知权力而抗争。

以张国强为代表的知青与农场革委会迟主任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冲突，是觉醒的一代，与迟主任为代表的保守、落后的极左势力，以及封建“父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尽管知青们的力量还很弱小，还处处受到压制，但是，他们渴望真正走出父权的阴影，在困境中获得重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已经从农场上调到小火车站工作的上海知青阿三带来的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机，就是希望。从私下里悄悄传播，似信非信，到广播里真正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舞台上所有的人都静止不动了，所有的知青都在倾听，摒住呼吸，一字不漏，随之爆发的是满怀惊喜，满怀憧憬，满怀青春的理想与激情。这一刻，令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热情澎湃，为之动容。这一刻，是整个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

拨乱反正，并不一帆风顺！这绝不是编导在舞台上故意制造的戏剧性，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

在这片地处边疆的北大荒军垦农场里，单纯、可爱的知青被剥夺了话语权，党中央赋予他们报名高考的权力被剥夺了，在冰天雪地里拼命地突击干活，是他们唯一的存在方式。可是他们需要宝贵的时间，需要保证一定的体力去温习功课，去迎接能改变他们命运的高考挑战。年轻气盛的上海知青张国强行动了，他明白如果再逆来顺受，那么，悲剧还将会在这片黑土地上延续。为了取得合法的高考报名权，为了不再受制于大权在握的迟主任随心所欲的摆布，他第一个采取了绝食的行动。

绝食，这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僭越行为，这无疑是对以迟主任为代表的父权与极左势力的一次坚决的挑战。迟主任气急败坏，想听之任之，把张国强的气焰压下去；但是绝食的队伍却在扩大，一个又一个知青站到了张国强这一边，加入了绝食的行列，这是迟主任所始料不及的。张国强们与迟主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从仰视发展到了平视；从敬畏发展到了对立。与此同时，陈琼的“历史反革命”父亲陈浦德也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请求迟主任放弃他的固执，替孩子们想一想。

迟主任第一次妥协了，不再坚持他所谓自主的测试选拨，这意味着知青们争取人权、知识权、学习权的斗争的初步胜利。然而，眼看高考临近，迟主任却不肯拿出几天时间让张国强他们复习迎考，毕竟荒废了整整10年的学业，要重新拿起来，谈何容易。体力上的劳累已经到了极限，再加上内心的紧张与焦虑，使得刚刚看到一丝生机的张国强们一筹莫展。老练精明的迟主任甚至明察秋毫，发现了张国强以腰间盘突出为由的假病假单而狠狠训斥了他。无奈之下，张国强决定采取自残的方式来换取宝贵的复习时间，这是一种怎样痛苦而无奈的选择啊！随着小根宝哭泣着咬牙挥臂一铲，与张国强的痛苦的倒地翻滚，这一线生机中的最后挣扎，昭示着年轻一代寻求自由的坚韧精神。

由编剧喻荣军、导演王晓鹰、演员吕凉塑造的“迟主任”是一个既招人恨，有时又惹人爱的人，他带给张国强们的是非常复杂的情感。在高考即将开考的最后一刻，在知青们没能赶上开往哈尔滨火车的最最绝望的时刻，迟主任突然出现了，他亲自开着东风牌拖拉机，把全体农场考生准时送进了考场，这使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解了。事实上，迟主任与张国强们都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那就是对于他人权力与自由意志的尊重，对高考事件背后的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