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侯隽:被改变的命运轨迹

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如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两人曾是知青

人民大会堂

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是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10月动工，完全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施工，1959年9月建成。从动工到建成仅用了10个多月时间，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上世纪60年代，侯隽、邢燕子等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曾在这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人民大会堂也因此成为那场影响近1800万人命运的运动的见证。

东方早报记者 简光洲 发自北京

侯隽是那时知青的旗帜性人物。

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军民大队，老贫农（右一）和知青正在谈心。 资料

1964年6月，在刚建成不过五年的人民大会堂里，参加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青年代表侯隽，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那时，她还是个21岁的小姑娘；如今，她已是67岁的老人。

那次会面4年之后，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著名的“12·22”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震撼全国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形式逐渐消失。

这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总共涉及近1800万的知识青年，这在人类迁徙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政坛有知青背景的官员数不胜数，仅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中就有习近平、李克强2人，25名委员中就有5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张德江）；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负责人中，更是不在少数。

翻开知青的历史，回忆起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侯隽感慨万分:“如果认为我们是那个时代青年们的偶像，应该说是自己的行为与那个时代的需要合拍了。”

从自发行为到一场运动

1962年，北京姑娘侯隽高中毕业后去了宝坻县窦家桥大队（天津成为直辖市后，河北宝坻划为天津管辖）插队。把户口迁到宝坻的她，从此扎根再没迁回北京。那时，侯隽是受同学影响、响应号召主动下乡的。

侯隽下乡的4年前，1958年，18岁的天津少女邢燕子中学毕业后回到宝坻县大中庄人民公社司家庄的老家务农。后来同样成为知青典型的邢燕子和侯隽下乡原因略有不同，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她怕爷爷孤独，回乡陪老人家。

从一开始，侯隽和邢燕子就没有想到，当初自己下乡的普通行动，日后会演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成为整个1960年代影响近1800万城市青年的重大事件，而她们自己，也成为一代青年人的旗帜。

侯隽向早报记者回忆说:“上山下乡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55年到62年是探索期，62年到66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进行，66年以后就开始运动化了”。

指导知青下乡的首个纲领性文件是1964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上山下乡最终成为城市青年的“集体选择”。

从知识青年到时代明星

与侯隽的自愿自发行为不同，“上山下乡”后来成为很多人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以生病为由而逃避的大有人在，以参军形式回城的人也不在少数。

周恩来的侄女在下乡后不久，就参军进了部队。得知此事的周恩来认为，侄女的参军肯定是受到当地领导的照顾，于是又把侄女退回到当地农村继续锻炼。

侯隽对早报记者说，那时自己在农村什么活都干过，心里想的就是同社员一道苦干，多打粮食，并没有抱什么个人的目的。不过，作家黄宗英在得知侯隽的事迹后，写成的一个长篇报道彻底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描绘出质朴的侯隽: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旧草帽，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上衣，裤子膝盖上还补着补丁，是个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一个特别的姑娘。文章发表后，各报纷纷转载，侯隽的名字迅速传入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时代明星和精神符号。

侯隽的命运从此改变，日后担任了多个领导职务，甚至一度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1964年，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侯隽和邢燕子一起当上了全国知青先进标兵，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侯隽说，“见到主席和总理时，我特别地高兴，感到一股暖流迅速地传遍全身，只是激动得想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曾于1969年下乡的上海知青吴祖康对早报记者说:“邢燕子和侯隽，那时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她们甚至比今天年轻人心中的明星更加闪亮。”

谈及这段历史，侯隽认为，那时候她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响应党的号召，认为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知青的榜样。

痛苦和爱恋一样刻骨铭心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这场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从个别到集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命运轨迹。明星总是少数，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这是一段爱恨交织的青春岁月，甚至连侯隽这样的知青楷模也不例外。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策上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考学、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作出“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的决定。

1979年，30岁的吴祖康回到上海。一年后，他与比他晚一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上海女知青周建新结婚。吴祖康说:“我是最后一批回城的。当时很多知青因为看不到回城的希望，就与当地青年结婚了，后来一些人为了返城又离了婚，造成不少悲剧。”

在那个命运无常的特殊年代，侯隽这样的知青楷模，从某种程度上讲，无疑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成败与悲喜有时也不能够由自己掌握。

“四人帮”垮台后，侯隽也一度被隔离审查。1977年，把“问题”都交代清楚后，侯隽卸下了身上所有的政治光环，回到了宝坻县窦家桥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近几年，很多知青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和吴祖康同期的知青甚至一起回到黑龙江集体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里的乡亲对我们太好了，我们怀念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但我又不想回去，因为那段经历给我造成了太大的伤害。”吴祖康说，50年过去了，痛苦和爱恋一样刻骨铭心。

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关于知识青年“有悔无悔”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

侯隽坚持认为，“当时国家面临着很多实际困难，因此才做出上山下乡这样的探索，我无意中参加了，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一代人当初为国家分忧，做出一定的贡献和牺牲，但也收获了很多精神财富，这一代人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岁月不能回头，这样的争论或许还会持续下去。但在吴祖康看来，当年那种运动式的集体抉择已经成为过去式，而这个国家从中学会的，更多是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与个人权利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