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在知青作家中，张抗抗似乎具有更为独特的心理历程。她在1975年出版了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但是，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后，她却又最早摈弃了“苦难诉说”，开始在作品中对知青往事进行审视和反思。在“知青文学”的拓展中，张抗抗作品所触及的“忏悔意识”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近日，我们就“文学与忏悔”等话题采访了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抗抗———

分清忏悔的主体和对象

陈惠琼 葛东辉（下简称“问”）:请您谈谈文学忏悔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

张抗抗（下简称“答”）:“文学忏悔”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忏悔意识。文学的现代性主要指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关系中某些新的精神因素。当下性必然建立在对历史的不断回顾和对照之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清算与梳理，对现代性的描述和阐释将会缺乏一个坐标系。当代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都对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作出了深层解构；铁凝《玫瑰门》，余华的《兄弟》等，均对“文革”时期人性的残忍和时代的强权暴力有所揭示。而残雪的作品中，对于民族性生成缘由的探讨和批判，则更清晰更自觉。他们都以各种视角表达了作家的某种忏悔意识。

“忏悔”源自宗教，主要生成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信众的“忏悔”往往需要由一个具体的神父来接受。佛教讲“开悟”和“自觉”，与基督教的忏悔相似但也有差异。而中国民众在历史上一直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得知郭小东教授带领学生研究“忏悔文学”，这是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在巴金先生提出对“文革”进行忏悔之前，整个当代文学的忏悔意识是很薄弱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中缺少这一生命“基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至今还未出现真正具有深刻忏悔意识的作品。

涉及“忏悔”的文学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忏悔包含那些但凡具有批判与反思意味的作品；狭义的忏悔，在作品中确立一个忏悔的主体和对象。也就是说:谁（主体）在忏悔？为何（对象）忏悔？向谁忏悔？（主体发生易位）

问:您认为知青作家与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作家的忏悔意识有何异同？作家的忏悔和作品中人物的忏悔是否一致？

答:经历过“文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接受过西方的启蒙教育，具有起码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于那些违反人道扭曲人性的行为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抵牾。巴金在20世纪80年代的《真话集》里，已经开始思考“文革”中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顺从、盲从伪真理说假话？并在自己受迫害的同时也去伤害别人？而知青作家“生在红旗下”，接受十七年革命教育，基本上不知道“忏悔”为何物。20世纪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多是“诉说苦难、批判社会、自我肯定”的三部曲。一部分知青作家是在渐渐读到更多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听到老一辈知识分子发出忏悔的声音和呼吁之后，才慢慢开始反省自己的。这两代人认识上的距离，在于各自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文化底蕴、思想认识的差异。所以老一辈作家更早更自觉地进入“忏悔”情境是必然的。

在目前我读到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忏悔意识”仅是一种隐现的、潜在的、模糊的碎片，是勉强和被动的。以我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来说，我始终处于一种受害者的处境，我没有做过坏事，而是遭受了来自时代和知青内部的各种伤害和打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忏悔的。我心里很难产生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那种以作者本人为忏悔主体的罪感和耻感。即便在引起你们关注的本人那几部涉及“忏悔”意识的小说中，“我”只是一个相对清醒的旁观者，我只是在替我的知青朋友们，担当起一份责任而已。然而，当我认真检讨自己在“文革”中写作长篇处女作《分界线》的经历，我发现虽然自己写作的初衷仅仅只是出自一个文学青年渴望成长的单纯愿望，但我无法否认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即每一个曾经服从与迎合了那个时代思潮的个体，其实都是那个旧体制不自觉、不同程度的合作者和共谋者———这恰是“文革”得以发生并延续的土壤和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忏悔”不再是宗教的“专利”，它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极为沉重极其必要。

从反思到忏悔的自觉之路

问:回顾您的创作历程，您认为您的忏悔叙事是否有阶段性变化和发展？有哪些？

答:确实可以分成几个阶段，这个阶段性也是时代的不断进步所致。虽然我较早开始自我审视并反思知青自身，我仍然不认为自己拥有了完整自觉的“忏悔意识”。与那些颂扬知青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主流知青文学不同，我在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已经涉及到“文革”中知青唯阶级论、不惜残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倾向，这个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牡丹园》、《火的精灵》，都曾表现过知青对自己在“文革”表现的某种懊丧悔恨的心情。1986年出版的长篇《隐形伴侣》，借助知青生活和人物，我对人的“潜意识”进行了探讨，其中隐含的对自己的批评检审，是潜在的另一主题。上世纪90年代前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曾被一些粗心的批评家误读。那部作品试图解答困扰知青已久的一个心结:即使我忏悔，但谁有资格做我的忏悔神父？即使我曾有错，但神父才是真正有罪的。（神父是真理的化身、是神的意志的代言者、更是教会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不忏悔”只是出于对强权的不满和抗议。那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

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篇小说《沙暴》以及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残忍》，可以算作一个新的阶段。进入到知青曾经以革命的名义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命尊严的无情践踏的叙述语境，“忏悔”的主体重新折回知青自身。200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请带我走》，那个故事在我心里存储多年无法释怀，可谓更鲜明更自觉地表现了那一代知青忏悔意识的苏醒。我为知青这一代人中那些真正应该忏悔而至今没有勇气付诸行动的人，“越俎代庖”做了这件事情。现实也许并非如小说写的那样，但我希望它应该是那样的。

知青文学的发展需要突破传统路数

问:您认为当下的知青文学出路在哪里？

答:我无法指明知青文学的出路，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固有的生活与认识的局限性恐怕难以超越。我们不能苛求现有的知青文学，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封闭而且缺少自由思想的时期，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知青作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许某种新型的“后知青文学”正在酝酿之中，新作品和新作者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异峰突起。二战后前苏联出现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活着，就要记住》的作者，已不是当年直接参加二战的亲历者。无论由谁来承继与书写知青文学，继续讲述那个业已远去的老故事，我都希望30年来既有的“知青文学”模式，能在21世纪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话语方式下，有所突破。

问:您对广东知青文学有哪些了解？

答:我对广东的“知青文学”了解不多，最早阅读的是孔捷生的作品，他的《在小河那边》、《大林莽》等都是那个时期知青文学的代表作。若干年前我曾参加过郭小东的知青作品研讨会，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令我望尘莫及，他对于知青文学写作的执著、研究的独到见解更令我钦佩。期待他能为知青文学的发展开凿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