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的人，在上世纪60年代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2000万左右的老三届及其他后几届的学生都成了知青，成为在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

一

我是1968年8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并且实行了军训管理。从1967年开始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逐步动员组织毕业生去兵团或下农村。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报名上山下乡，有去东北兵团的，有去山西的，也有要求到内蒙古的。那时的毕业生去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校只负责分配66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但是也允许67届的毕业生报名，而68届的毕业生一个也不要。可是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到内蒙古的牧区去插队落户。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不断坚定自己的意志。因为怕得不到批准，我便一次次地写申请，一次次地找学校和军训的负责人，找西城区安置办的同志和内蒙古来北京接收知青的工作人员泡蘑菇，几个月后终于获得了批准，同意接收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安家落户。而直到这时候我才把消息告诉了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

伯母虽然通知我在临行前的任何一天下午都可以去西花厅，但我还是在妈妈的帮助下，在做好了行装的一切准备之后，在离开北京的前夜才去向伯伯和伯母两位老人家辞行的。

8月6日下午，西花厅的院子里很安静。虽然从红墙外不断地传来“造反派”的喧嚣声，可是伯伯依然在办公室里有条不紊、繁忙地工作着。我先见到伯母，她很高兴我的到来，我们在客厅边交谈边等着伯伯“下班”。由于伯母已经知道我要去的是边疆民族地区，就特意给我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并且叮嘱我要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要和他们团结友爱。

快到晚饭时，伯伯才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用他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情地鼓励我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从小长大第一次听到伯伯不叫我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噢，伯伯这是在和我谈话，我已经长大了”这样的感觉。他还关切地问我:“你到内蒙古的牧区去，做好思想准备了吗？要多想些困难，想得太简单了，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动摇，要做好战胜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他还问到我吃不吃牛羊肉？因为我只吃牛肉，不吃羊肉，就如实地做了回答。伯伯听了马上嘱咐我:“不要忽视困难。你过去不吃羊肉，到了牧区你还要锻炼吃羊肉，首先要过好生活关，这个很重要。你去的是牧区，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和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伯伯边说边把我领到一幅大型全国地图的前面，向我仔细询问了我将要去的内蒙古牧区所属的盟、旗的具体名称，当时我自己还真的不大清楚锡林郭勒盟和阿巴嘎旗的确切位置，可当我一说出这个地名，伯伯立刻就找到了，还边指着地图边告诉我:“你去的锡林郭勒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盟，旗相当于内地的县。生产是以牧业为主的，气候和环境都比较恶劣，它的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有些情况还很复杂……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面有三个盟，西面有三个盟，现在暂时划到了邻近的省份，但以后总还是要归还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我当时还不大懂得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伯伯讲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吃晚饭的时候，伯伯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最好的支持是精神上的，你说对吗？”这时伯母在一旁告诉我，这是伯伯特意在为你饯行呢！实际上，两位老人家的饭菜很简单，只有两菜一汤，因为我才添加了两个菜。饭桌上有一盘翠绿的青菜，我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心里正在琢磨呢，就见伯伯指着这盘蔬菜高兴地给我介绍说，“今天我请你吃毛主席的家乡菜苦瓜，很好吃的。”当我把苦瓜吃到嘴里，的确尝到了苦涩的滋味儿，但是更感到了伯伯的良苦用心。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到了草原，一定要不怕困难不怕吃苦，不能辜负伯伯的期望，要用实际行动让他放心。伯伯一边吃饭，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你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自己也还要活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革命到老……”吃饭的时间过得很快，饭后伯伯又要去工作了，他再一次握住我的手嘱咐说:“你到内蒙古牧区安家落户，一定要到贫下中牧中间去，一定要虚心向那里的劳动人民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一定要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团结，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安心干革命。”伯母随后也把他们老两口准备好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你们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我们要把你们教育成为劳动人民的后代。你要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到工农兵中去改造自己。他们是你的老师，要向他们学习，不要靠我们，要靠毛泽东思想，靠群众、靠自己。最后还说:“送你一条你伯伯很喜欢的毛主席语录: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你也要像伯伯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要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坚持与工农相结合，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前进。”

就这样，第二天，1968年的8月7日，我满怀豪情、带着学校师生们的期望和亲人的嘱托，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首都北京，奔赴内蒙古大草原，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很多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哭。

我下乡插队的地点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的新宝力格大队。刚去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要说干牧业活儿，就连吃饭、睡觉、说话都需要学习。牧民们待我们知青非常热情，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姐妹，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们学习骑马、放牧、接羔、做饭、挤奶和做针线活儿等等，还不厌其烦地教我们学习蒙古话和简单的文字，当发现我们的缺点或不足时，也会及时给予帮助。在贫下中牧的教育和帮助下，自己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进步，劳动的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身体也锻炼得更加健康强壮，我的脸已经晒得黑红黑红，我的心也被锤炼得更加坚定，意志也更加坚强。每当伯伯和伯母在北京收到我从草原寄去的信件，无论工作多么紧张和忙碌，他们都要抽出时间来，通过家信了解我在牧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伯伯看到我身穿蒙古袍骑马放牧的照片时，高兴地对伯母说，我们的秉建真像个蒙古族姑娘了。他们虽然称赞我的行动表现，但在给我的回信中依然不忘提醒我要“切忌骄傲自满起来”，并告诫我“这只是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开始，是革命的开始，青年人革命的道路是长远的，要努力改造世界观，继续前进不停步”。

在阿巴嘎旗插队期间，正是“文革”中最混乱的阶段。整个内蒙古地区由始作俑者康生制造的所谓“内人党”，及其一系列冤假错案，尤其是发生在基层和老百姓当中的许多情况，中央并不了解和掌握。就连我们大队竟有几十户普通牧民家都被诬陷为“内人党的黑户”，而被称为“红色好人家”的只有三户，那些大城市里的逼供信手段也出现在蒙古包里……当伯伯从我的一封封家信中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作出了对内蒙古实行军管的决定。客观地讲，在当时那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浩劫的严峻现实中，这个决定对遏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挽救了内蒙古地区当时因冤假错案而遭受厄难的千百万群众，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事后，伯母曾在给我的回信里提到:“秉建，你的来信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只不过我的政治敏感性太低，一直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去多想。所以“文革”结束后，内蒙古的许多老干部和老百姓提到此事时，都非常感谢我，可我一直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很多年之后的1979年，伯母在我结婚的时候，还特意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丈夫拉苏荣。因为伯母知道拉苏荣的父亲就是在“文革”期间的“内人党”冤假错案中被迫害致死的，作为蒙古人的拉苏荣自然对此有着深深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