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天津视窗3月29日讯:1957年8月23日，一批青年学生由天津闹市来到农村扎根落户，年方22岁的赵耘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叫得很响的两个人，他们曾影响了一代人。赵耘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他的少年时代就生活在这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又很贫穷的老区，从小受到艰苦的磨砺和革命的熏陶，这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初，赵耘兄弟两人从山西老家来到在天津市人委任处长的父亲身边。父亲赵晋科是一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兄弟二人刚一进城，父亲就为他们更了名，将原名赵贵银改为赵耘，弟弟也更名为赵田，并对他们说“不重金银，重耕耘”。

赵耘的中学时代是杰出的。1953年他升入中学后就当上了班主席；1955年初中二年级时，他成为天津市十三中学第一名学生党员；同年又被选为校学生会的副主席。他学习成绩优异，下乡前所有功课除了体、音、美三科是4分外，其他功课都是5分（满分）。

1957年夏，赵耘将要初中毕业了，是继续升学，还是就业？是留在城里，还是下乡务农？他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天津市还请来了在山东下乡的老知青徐建春作报告，这些在应届毕业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赵耘认为，上大学留在城里谁都愿意去，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找艰苦的路走，我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在农村干一辈子！赵耘几次和父亲谈，父亲看到他坚定的决心，终于同意了他的选择。赵耘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要求下乡当农民。消息一传开，一些好心人为他惋惜:这样的家庭，这么好的学习成绩，如此突出的表现，干什么不行？非当农民，太可惜了！老校长也多么希望这个品学兼优的的弟子能够继续升学，他对赵耘说“你成绩那么好，还是上高中吧，我可以保送你。”赵耘主动找校长谈了三次，校长终于被他的执著说服了。

这一年的8月22日，天津市人委在第一工人文化宫礼堂专门为下乡知识青年召开了欢送大会，第二天几辆大轿车载着下乡青年开赴农村。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现东丽区军粮城镇苗街村），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农民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从第二天起，劳动生活开始了。队里分配他与社员一起挠秧，这样的活对一个农民来说是轻松的，可对一个从没有下过水田的学生来说却是另一番滋味。面对田里让人生厌的水中生物，还有令人生畏的吸血蚂蟥，心里直犯嘀咕。赵耘看到农民有说有笑地走到田里，他想，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样，社员能干的我也决不能含乎，于是毫不犹豫地迈进水田生龙活虎地干起来。下乡的头两个月，队里和社员照顾这些从城市来的学生，尽量分配一些轻活，赵耘和伙伴们顺利地过来了。

乡间十月是收获的季节。割稻子，对一个地道的农民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事，对赵耘来说就更是一个严峻考验了。一大早社员们就下地了，在镰刀飞舞中稻子一片片地倒下。可赵耘却不然了，磨得飞快的镰刀好似比别人的钝，也不那么听使唤，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割下一小把儿，一会儿的工夫已被人们抛在了后面，他心里直着急，拚命地赶，可距离还是越拉越大。一天下来已累得腰酸腿疼。

第二天天刚亮，闹钟的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赵耘，他欲翻身坐起，腰腿胳膊的酸痛难忍，他想，一定咬牙挺住，这只是真正农民的开始，他鼓起精神又下地了。一个秋天下来，赵耘没请一天假，没歇一天工，他挺过来了，腰腿已不肿不疼了，手起了泡又变成了茧，他虽还无法和那些能手相比，但已可以和多数人比肩前进了。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经受住了考验，向真正农民迈出了一大步。

1957年底，上级号召养猪。赵耘主动要求当上了饲养员。他把铺盖搬到猪场，住在简陋的房舍里。冬日寒风凛冽，夏日蚊虫叮咬他都不在乎。赵耘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切菜、拌饲料、刷猪槽、清圈，一直忙到太阳落。晚上别人走了，赵耘仍留在猪场继续照看那百十多头猪。隆冬，母猪下仔儿，他照顾接生，怕把刚生下来的小猪冻坏，就用自己的棉被棉衣盖在小猪身上，或者把小猪仔儿揣在怀里取暖。夏日，一场大雨过后，几十个猪圈积了半尺多深的粪水，怕淹坏小猪他就用水桶、脸盆，一桶桶、一盆盆地掏。母猪缺奶，他看着嗷嗷待哺的小猪心疼，就用自己的钱买鱼熬汤给母猪催奶。赵耘买回一些养猪的书自学，再加上在畜牧站培训所学的知识，学会了给猪打针、灌药、配种、接生、治疗一般常见病，而且还学会了作简单的手术。为了快速育肥要割掉猪的甲状腺，赵耘半小时便可作一例这样的手术。赵耘的精心加上科学饲养，他养的猪个个膘肥体壮。

赵耘的身体原本不是很强壮，18岁上初中一年级时因患肺结核病而休学一年多，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年后他下乡当农民的决心。下乡后的第三年因为劳累加饮食不周而患了夜盲症。一天夜晚从杨台村到猪场，平时只有五分钟的路，他却走了一个多小时。艰苦、劳累、身体瘦弱都没有动摇他立志务农的决心。

1958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指挥官。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共饲养生猪3000头、羊500只、鸡2000只，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1960年猪场解散，赵耘被借调到管理区作党务工作。1962年党中央调整农村政策，将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了生产队。赵耘被乡亲们从管理区要回来并推选为苗街三队的队长，同时兼任三、四队的党支部书记。苗街是个有近五千人的大村，辖十几个生产队，三队是其中较差的一个，仅比四队强一些。“共产风”把家底刮空了，队里剩下的是近两万元的欠款，600亩平均亩产160公斤的瘦土地和几百口人的吃喝，这个家的确是够难当的。赵耘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赵耘上任后曾跑遍了全队的每一块土地，与社员们共商制订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引进良种、推广先进技术的增产计划。他身先士卒，哪里有困难、哪里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一年下来，当年平均亩产水稻由原16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翻了一番多，到1963年平均亩产已达到505公斤。赵耘知道农村的富裕单靠土地是不行的，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把副业搞上去。他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又与队里的骨干反复研究，最后下决心先办一个碾米厂。年终一算帐赚了八万多元钱，还清了欠款，平均每个劳动力还分了700多元。他们又相继办起了机加工厂，喷涂厂。苗街三队经过两年的努力，一跃成为全村的中上等水平。

赵耘流的汗比别人多，但他的收入不要最高的，只拿中上等水平。赵耘以他的虚心、正直、厚道、热诚的品格，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村里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社员家婚丧嫁娶找他出主意，盖房添家具也找他拿意见，他不仅被乡亲们视为自己的一员，而且还成了乡亲们的贴心人、主心骨。

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留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了38年。上面所记录的几件事不过是他所做所行的点滴。赵耘的付出赢得一连串的荣誉:

1958年2月，赵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1958年，被评为天津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

1963年秋，带队参加天津市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

1963年，被选为河东区政协委员、天津市青年联盟委员；

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他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省团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

1964年6月，赵耘因突出的表现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与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与毛主席合影；

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赵耘所领导的苗街三队，连续三年被评为河北省先进单位。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赵耘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从1966年起被上级任命为军粮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了领导岗位。1968年任东郊区（现东丽区）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1984年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至退休。赵耘从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额已爬上了标志岁月沧桑的皱纹，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赵耘深有感触地说:“回顾这一辈子，一叫不后悔，二叫对得起党和人民。我的同学有的当了科学家，有的当了大学校长。工作不分贵贱，只要没有私心，尽职尽责，就能为党作出成绩，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兢兢业业尽力量去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视名利淡如水，视事业重如山，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各个时期带头响应党的号召走在前面，心里宽慰而自豪。”

（赵耘同志个人照及下乡参加劳动的照片均为区档案馆提供）(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