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朋友，一起来聊聊朋友的故事。”一听到这句话，观众都会知道这是王刚在中央台主持的《朋友》节目。

那年王刚上小学四年级，非常淘气，王刚说用“淘气”这个字眼形容他是很客气的了，因为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和同学的家长都认为他是个坏孩子，有例为证。

“一例是我在上课时拿个自己糊的写着‘令’字的三角旗。老师背过去写字时，我往左边一挥，左二排的学生就‘啊’地一叫，老师回过头一看，我却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老师再背过去写时，我又往右边一挥，右二排学生又‘啊’地大叫。后来老师打个时间差，逮住了我。这样，老师就把我从前几排的座位挪到了最后一排。

“这样的事例发生几起以后，老师跟我妈说，上五年级时你们最好给你孩子换一个学校吧。这也就是变相的要开除我了。当时老师号召全班同学孤立我，说我是个坏孩子。所有的家长也不让自己孩子跟我玩，说我会把他们给带坏。那时，我妈都不敢到学校参加家长会，不敢面临学校和家长的指责。爸爸妈妈都恨死我了，我妈气得直哭，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儿子？”

“那天之后，我就开始逃学。学校也没有告诉家长，所以家里也不知道。每天一大早，我就背着书包出门了，到处晃悠，去得最多的就是古旧市场。有时也去看电影，当时长春在放《流浪者》，一毛钱一场，也不清场，我就一遍一遍地看，我觉得我就正是一个流浪者。也想出走，跑到长春火车站，站在那看轰隆隆的火车，可是没胆量。

“逃学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当时我感觉到非常痛苦，非常孤单，没有一个人理我，怎么办呢？也不敢跟家里说，说了我爸肯定是一顿暴打。快到那年的期末时，我实在是扛不住了。有天晚上，我突发奇想，花了一夜的时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给毛主席写信没有任何功利、世俗的色彩，当时实在是再没有人可诉说了。我在信中表达一个孩子对毛主席的忠诚，还画了两幅画，水彩的，一幅是一个小白兔在吃萝卜，还有一幅是解放军在保卫祖国，背景好像是台湾。我还放进了一张我和妹妹王静的合影照，她才1岁，刚会走路。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封好，写上‘北京毛主席收’，投进了信箱。”

“7月上旬的一天，老师让一个同学带信给我，要我一定要到学校去一趟。我见了班主任，班主任朝我笑，我心里开始发毛，他从来不朝我笑的。见了校长，校长也朝我笑。他问你家在北京有亲戚吗？我说有，我有一个四姑在北京。他问有在党中央工作的吗？我说没有。这时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袋。我一看，上面写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某某小学四年级2班王刚小朋友收，下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他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十几天前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回信了。他们问能打开吗？我说打开吧。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来的，信中写道，‘王刚小朋友:你6月2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日期是1959年7月3日。’

“接下来，各种赞誉就来了，王刚是个挺好的孩子，他只是淘了一点，淘的学生都有出息嘛。接着区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来了，说这不仅是你们学校的光荣，也是我们区、我们市中学生的光荣。后来我们学校一个教自然的老师，他编了一个两幕的话剧，叫《他转变了》，由我来演我自己。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话剧。说来也真有意思，事实上，从此以后，我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好学生，非常的好。这封信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

再一次改变王刚命运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正是王刚踌躇满志，想考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时候，学校停课了。当别的同学戴起红袖章高喊着打倒走资派时，王刚独自一人带着个破旧照相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他又把自己闷在家里，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来填充自己生活中的空闲和苍白。1968年，20岁的王刚插队去了长春市郊区的一个村庄。

1969年，13岁的王静报考吉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复试那天，做哥哥的王刚特地从农村回来，陪她去考。考场上，王静发挥得非常出色。考官问她，你受谁的影响？我哥。你哥现在在哪？外面走廊里。让他进来。王刚进来后唱了一首歌，又朗诵了一首毛主席诗词，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

“在。”

“好，我想。”

王刚的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王刚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他们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家里也高兴坏了。

在部队里一扎就是26年，直到1995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1997年又主动离开，成了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由人。

1985年中央电视台搞中国第一个教师节晚会，王刚被选中当主持人，从此开始了主持人的生涯。紧接着，他又连续主持了1986年、1987年和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综艺大观》创办时，王刚出任第一任主持人，节目是现场直播，每周五晚上黄金时间播出50分钟。当时还有《正大综艺》节目与之对擂，难度相当大。虽然王刚长得并不英俊，普通话中还夹杂着浓厚的乡音，但聪明的王刚知道怎样扬长避短，他的语言风趣动作幽默，还有那双眼睛，常常一睁开就把观众给“粘”住了。再后来便是《东芝动物乐园》。王刚曾两次辞去《东芝动物乐园》，“第一次是在1995年，当时我正式调进中央电视台，就不能再主持了。第二次离开是在前年9月份，主要是和日方的有些想法不一样，分歧很大，我想算了，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在中央电视台《朋友》栏目，一直做到了现在。”

王刚的成功之路无疑是一帆风顺的，对此，王刚自己也坦然承认，“这就是客观的因素了。几乎每一件事都不是我预想到的或曾想积极努力的，全都是找到我这儿了，但运气来了以后，你能不能抓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的机会到我身上了，我就像做游戏一样，很投入，一定要把它做好。”

“比如说《宰相刘罗锅》这件事，是制片人偶然找来的，我不认识他，他几次打来电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想试一把。我把它当成是游戏，一个从来没有玩过的游戏，我要好好玩一把，我一定要玩赢。开始时，从导演到下面的人，每个人脑子里写着三个字，‘他行吗？’，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你怎么跑到我们这个圈里来了？过了十天半个月的，换了三个字，‘还可以’。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加了两个字，‘得当心他点’。这时他们感到好像我已有点抢戏了。”

王刚认为，不管你是当主持人，还是当演员，都是七分天性、二分的努力和一分的机遇。“因为这七分的天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平时的积累。我平时观察生活，甚至注意别人是怎么讲话。虽然我不是有意在做这件事。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本身，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厚积，然后再找一个机会薄发。现在我去现场，有时都不带本子，因为我平时已经体味、把握得胸有成竹了。”

王刚认为主持人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以一种平等的、平常的、与人为善的心态对待你的嘉宾，你的观众。“真实的平等是我绝不比你高，同时你要记住，我也绝不比你低。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整个的精神状态就会大不一样了。”

“所以，我从来不会下去和观众握手，我做不到这点，不像许多歌手或其他主持人那样。也许观众们会想，他下来了，他多么平易近人，他没有架子呀。其实不是。他之所以走下来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是台上的。我非常鄙视这点，我觉得这非常可笑。我认为我们都是平等的，都一样的是人，都是一撇一捺组成的。

王刚的热点与别人不太一样，早在部队时，每次汇演，别人都蜂拥而上，谁都明白，那可是立功受禄的好机会。但王刚不，他无所谓，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闲暇去电台录音。所以，王刚说他自己没有常人所说的那种“事业心”，而他理解人生最大的事业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你的生活本身就是你最大的事业。你每天必须反问自己几句，我今天过得快乐吗？如果快乐，这就行啦。我对人的看法不是你干什么，而是你干得是否快乐。人生千万别较劲。这并不是我今天已经年过半百才这么认为，我在30岁时就这么想了。所以，我跟任何人聊天谈到事业时，都喜欢加上‘所谓’两个字。常人理解的事业就是你的专业，你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如果你看重这个的话，你就会没完没了地烦恼。比如说不少人怕退休，我想既然你怕退休还不如现在就把自己弄成一个退休的状态，多好哇！我觉得人还是应该处于一种休闲状态才对。也许人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了，其实我自己很明白，我还要下来的。而这种下来在我认为是一种解脱，我觉得挺好。”

对于名利，王刚不热衷于这个，王刚说他更热衷的，是他精神上的所得。所以，很多时候，他感觉自己既是一个入世者，又是一个遁世者。他说，“我的形态我的这个身体本身是入世的，否则我也不会成为公众人物，但我的精神上很多时候是遁世的，我很多事情都是游离这个现实之外的。”

也因此，王刚从来不为明天打算，“这么多年我都这样过下来了，也许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毛病。成于斯，也败于斯。败于斯怎么讲呢？比如说我英文很好，别人就劝我，你为什么不朝国际明星那个方向发展呢？我说我想都没想过，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活得挺好。因为人要想明白了。有人说:那样可以更上一步呀，但我想，那又能怎么样呀？因为总有一天你可能又会回过头来变得失落的。当你追求的目标真有一天达到时，你会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心里感到空落落的，你又会怕失去它。”

王刚说，“我现在大概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明白我要往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