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聚会多起来了，大家不仅仅在怀旧

记: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很多知青好像都开始怀旧。

梁:到目前为止，知青上山下乡过去40年了，而知青大返城也已过去30年了。这么多年过后，特别是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当年黑龙江、内蒙古或云南的知青，无论是插队后回城的还是留在了当地的，也无论是境遇好或境遇差一些的，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的期待，那就是，知青聚会多起来了。

我们要思考这是为什么？这里面有没有怀旧呢，当然有，但又绝不仅是怀旧。在聚会这个愿望的前提下，各种境遇的知青走到一起了，这跟当年上山下乡是差不多的。当年下乡，无论是干部子弟、工人子弟或知识分子子弟，一旦成为知青，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并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氛围下工作、生活。你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你的班长、排长也许又是工人子弟，这样大家的身份就有一种相对平等的特征。更重要的一面，到目前为止，知青之间依然保留着互相扶持的关系，一个属于城市弱势群体的人，他遇到困难后的第一反应，会去想曾经的知青战友中，谁能帮他，而且他的这种要求，如果是合理的、可操作的，不管处于哪个级别的知青，一般都不会非常冷漠地对待他。大家都在找回当年的时光、理想和激情，与当下社会的生活现状遥相呼应。

另外还有一点，许多已经退休的知青，他们当年受到的教育程度也许并不高，但几乎人人都在写回忆录。今年我就给许多知青的回忆录写过序，有的是一个团的知青凑成一本书，有的是一个人的单个回忆，这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诉说上的满足吧，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且他们的书中有一种文艺色彩，似乎能听到当年的吹拉弹唱。

知青岁月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记:对很多知青而言，那段岁月也许称得上是苦难。

梁:但如果说知青十年经历仅仅是苦难，没有其他的意义，那恐怕就没有那么多人回去看，大家都要重新反思和认识，去比较失去和获得。失去的是一样的，获得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想，至少有一些收获是共同的:首先，大家感觉到，毕竟是和实实在在的人民在近距离地接触，而对当时的城市学生来说，“人民”在下乡之前还仅仅是个汉语单词而已，很多人更是没有接触到人民中最大的那个群体——农民。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接触这个最大群体，是非常必要的，而就普遍形势来说，这个群体对知青是友好和爱护的；第二，知青们经历了艰苦，但也了解了这些同胞是世世代代这样艰苦生活的，从而学会了尊重农业劳动，对土地有了感觉，这一点可能是以后一些城市青年和知青一代的主要区别所在。

所以差不多可以做这样一种判断，我还不敢说我的判断就一定会符合事实，那就是: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在一批知青出身的国家公仆的服务下，发生更大、更好的变化。大多数这样的公仆或成为官员的人，他们了解过中国的贫穷，了解人民，他们和人民有浓厚的感情，这些都决定了他们服务于国家的方式，会更具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他的区别在于，关于失学儿童，关于贫困人口，关于低保群体，关于弱势群体，当这些统计数字呈现在他们面前时，可能不仅仅是数字。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带有感情的印象、知青生涯，是个非常好的铺垫。而知青也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知青文化，远远不是几部小说、话剧、影视剧或回忆录所能包括的。

我从不认为青春无悔，但我理解他们

记:关于知青岁月，您曾提出“青春无悔”，好像也招致了一些议论。

梁:我不能确切记得大家是在什么语境下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把“署名权”赠给了我，我从来不认为“青春无悔”。你想，从1968年知青开始上山下乡，整整10年，当初那批城市的青年学生，只要还是在中国版图上，也不管是下乡还是在家，总之，这十年“文革”，林林总总，呈现给他们的，是非常丰富甚至光怪陆离的现实。一些成年人虽然不必上山下乡，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也不会活得很轻松，只要还有一点是非观，他就会很痛苦。艰苦本身并不是知青身上最大的伤口，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既要面对这块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可名状的事情，同时又要在品质上锤炼自己，这对青年是很难的。因为所学知识、思考程度的不同，高中生、大学生们，就要比初中生、小学生感觉痛苦一些，即使表面待遇是一样的，他们内心的这种心理压力，肯定和其他知青也不一样，这些都不应该讳言。即使是这样，他们还都善于从那个岁月中总结出对自己有正面意义的收获。

记:您刚才说今年已给很多知青的书作了序，想必会别有一番感受？

梁:感触是蛮深的。其实，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怎样从是非功过的方面来评说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因为这一种评价，恐怕是那些专门的研究者们去总结、深思的，而且这些人也有分歧，但基本上归于统一。一个国家经历了“文革”，是要反思的；几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精神是要沉淀的。我始终认为，上山下乡又与“文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本报记者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