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可怜可敬的刘平平

从1956年到1962年，我和刘平平是北京实验二小的同班同学。小学时的平平朴实大方，热情宽容，憨厚懂事。她的穿着打扮和班上不少女生比起来都格外朴素不起眼，只偶尔有特殊活动时，才见穿她一套咖啡色并带有白罩裙的苏联小学生制服，非常新奇而好看。三年级音乐课我们学了一支歌叫《丁丁是个“小画家”》，第二天平平一到教室就说她昨天回家后，在她哥哥丁丁的房间外大声唱这支歌“气他”，并且边说边又换着两脚，在我们几个面前高兴地傻唱起来:“丁丁说他是小画家，红蓝铅笔一大把，他对别人把口夸，什么东西都会画……”那天我才知道，平平还有几个哥哥姐姐,虽然不是她妈妈生的,但是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班里的几个女生包括我都喜欢唱歌跳舞。有一年准备新年联欢会，我们几个在北楼音乐教室排练一个小芭蕾舞,平平自告奋勇地教我们她从妈妈那儿学来的一个短小的中国古典舞。这样,我们的小演出就中西合璧了。直到今天，这个有着优美旋律的小舞我还会跳，歌也会唱:“溪水长，溪水清，清清的溪水照人影……”

联欢会之前的一天，关老师问大家谁能从家里拿来一些布置教室的东西，平平立刻说她可以把父亲从苏联带回来的礼物——没有在家里用过的圣诞树装饰品拿来。关老师没想到会有这个意外的允诺，觉得那一定比较贵重，有点犹豫。可平平坚持说爸妈一定会同意的。第二天傍晚，老师和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将五光十色、精美别致的灯饰挂上了从学校借来的一盆柏树。“圣诞灯”亮了!教室忽然变成了一个神话世界，同学们一个个像是喜悦的小天使，在一起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新年。

平平小时候喜欢思考,有时说话像个小大人。记得有两次她问关老师问题时竟然说:“我有个想法,但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老师说，“你说吧。”她才肯说出来。我想她一定是听妈妈这样和爸爸说话，就学来了。

平平的父母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平住校，过着和大家一样的艰苦生活。每周一她坐儿童车返校，都只带回一些炒黄豆。困难时期平平说过:“爸妈立了新规矩,以后家里不给做新衣服了，小的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的确，那几年平平穿的衣服都是短短的，裤腿都是吊吊的。一天中饭后,平平高兴地走进教室说:“我妈妈待会儿来看我和大家！”果然，不久后王光美阿姨就骑着自行车来到学校，坐在教室后面关切地询问同学们能不能吃饱，平平功课好不好。我由于不好意思，就“缩”在前排悄悄地望着她妈妈。

也是住校午休时，平平和几个女生在宿舍玩起了装扮不同角色的游戏，误了上课时间。关老师见她走进教室后，立刻一板脸，当众严厉呵斥。尽管父亲的照片在《人民日报》上与毛主席并列，但此时平平的头却始终没有抬起来，嗫嚅着低声认了错。

关老师经常在班上读同学们写的“范文”，以增进大家的写作水平。五年级时,关老师在班上读了新元写的《小运动会》,我记得结尾是:“……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但运动员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却仍在跑道上一闪一闪……”还有平平写的《和毛主席一起游泳》:“我像小鱼一样在毛主席身边游来游去，尽管主席脚下拍起的浪花溅到了我的脸上，我仍然紧追不舍……”哪里想得到，这条活泼快乐的“小鱼”，几年后却经历了她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1962年小学毕业，告别了彩虹般的童年，我的心情好像一下子冷落了。在中学里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刘胡兰和白雪公主再也不能和平共处了”！我对新集体从未有过“第二个家”的感觉，而对启蒙老师和小学母校的眷恋使得我们一些同学每年都去看望关老师，但我们没有碰到过平平。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揪斗刘少奇、王光美时,我们中学和其他中学一起聚集在故宫筒子河以北，摇旗呐喊了三天整。看着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型漫画，一只只大铁拳或是一双双大皮靴把面孔扭曲的刘、邓、陶抓在手心儿，踩在脚下，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亭亭那么小，听说还在全校大会上做检讨挨批判，平平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

直到1972年，我因患心肌炎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和部分同学、老师在颐和园举行了一次聚会，才又见到了平平，那时她刚刚坐完四年牢。我们都从小毛孩儿进入了青年时代，尽管平平浓眉大眼纯朴的美没有变，但令我吃惊的是她脸庞消瘦，头发几乎掉了一大半，连小辫子都不能梳了，只能在两边松散地各打一个结，显然是精神上受了重大刺激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什么也不用问了。我想起了一首“可教子女”被“四人帮”关押时的囚歌《七十五天》:

离别了挚友，

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望了又望，

眼前只有一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一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朋友，

你我都一样日盼夜又想。

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

永远也别把我忘。

这就是朋友唯一的期望，

继续把歌儿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