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杨奎松:怀疑是一种美德

对于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气质，北岛已经在《回答》里做出了回答，他说，我不相信。而杨奎松说，怀疑是种美德。

本刊记者/王刚

杨奎松穿着睡衣坐在明亮的客厅接受采访，这让我们起先觉得挺随便，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彼此随即释然。或许如果让他庄严的坐在镁光灯跟前，我们的采访多半就会流于形式。正如杨奎松对于自己历史方法的描述一样，在党史学界研究党史，身陷体制，充满束缚，所以他选择身处局外，用超脱的眼光去看党史。这就如同穿得很正式地接受采访一样，前者表演的成分大于内容。毕竟穿着睡衣，让环境彼此都放松许多。

这一点在历史研究中竟然很重要。

杨奎松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是个历史学者，而不是一个党史学者。虽然他的所有研究文字几乎都是围绕共产党的历史在展开。他说，这叫距离产生美。

但这种距离多少产生了一种误差，他在治学过程中始终标榜怀疑的力量。在历史学界，他的怀疑是种美德，而放在党史学界，这种怀疑却时常让他成为一个异数。

去年，他出了一本充满怀疑气质的书，名字叫《开卷有疑》，从“孙中山爱不爱国？”到“张学良忏悔了吗？”再到“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他用这本书为他多年来从事的党史研究划上了一连串的问号。

这，已经足够了。

“我的怀疑是个异数”

作为异数的杨奎松，那种不安分的气质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表现的淋漓尽致。1976年，作为一个政治上不安分的年轻人，他被抓进了监狱。那一年，他23岁。

杨奎松:事实上，在我15岁之前，始终挺安分的，虽然赶上了文革，但那时候还小，闹不起来。15岁的时候父亲下放，我跟着去了湖北襄樊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一年多，主要工作是放羊。

第二年，从干校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第二机床厂。

那正是1970年，经历了短暂的思想狂飙，年轻人普遍陷入到了无助的彷徨与痛苦的思索之中，无法自拔。他们开始怀疑当下，理性逐渐回归，沙龙文化在大城市的角落里萌芽。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写诗、唱歌或者阅读，灰皮书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符号，风靡于他们中间，他们找到了再度精神启蒙的支点。

杨奎松家在外经贸部大院，那里聚集着一批高干子弟，前两年的老红卫兵，这时候最先觉悟，最先接触到“灰皮书”。思想从大院向工厂蔓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杨奎松这时候试着在工厂里组织读书会，理论讨论组。

不安分的种子自此埋下。

杨奎松:6年后，我在工厂已经是个老师傅了。正是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我憋不住写了几首诗。那时候，接触的很多年轻人，对上层的事情看得很清楚，大家讨论也多，诸多不满正赶上四人帮对我们祭奠周恩来的活动屡屡压制，年轻人试图找到发泄，写诗是自然的。

我至今还记得，到了4月4日，天安门广场开始撤去花圈。我清楚这场风波到头了，再闹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厂上班去了。

起先还没当一回事，到了4月6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公审大会，其中提到了天安门反动诗词。念了很多首，其中有我的，“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我一听，心想坏了，成反革命了。

紧接着第二天，公安部向全国通缉反动诗词的作者。一共收集了100首，发到全国去对笔迹。那时候，大家都写大字报，任何人的笔迹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直到7月，终于找出了我。

那时候，也没想跑，也不知道跑哪里去。

我属于反动诗词制造者。我写的诗词有两首被通缉，一首编号016，一首编号078，编号越前越反动。

记得排名第一的反动诗词是，“扬眉剑出鞘”。这个人一直没抓到，据说是个山西的知青。“反动”诗词的作者很多没有抓到，所以这事一直就拖着，拖到后期，毛主席身体也不行了。

后来，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姚文元在日记里写到，一定要杀几个四五运动的人。看得我心里不禁发毛，幸运的是，就在姚决定举刀的时候，已经到了9月，毛主席去世了，哪能顾得上我们这些人。到了12月，风向有些变化，开始甄别四五运动中真正的反革命。一番甄别，认为我的诗词不是反对毛主席的，就把我放了。放出来还没完，要办学习班，把我们这些人，都圈在半步桥，也不让出去。

■那段监狱生活虽短，但对杨奎松的之后生活产生的影响怎么说也不为过。他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述过自己在监狱里遇见的那个朋友。

杨奎松:我在监狱里认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给我印象最深，他是个小学校长的儿子，三十出头，差不多之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少管所或者监狱里度过，原因总是偷东西。

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里并不缺钱。他之所以会去偷东西，始于家教太严下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对于小偷，更多的是专政，“文革”期间，他被送去农村管制，那段日子可想而知。他无法忍受，偷听了敌台广播，并且悄悄写信说要投敌，结果那份信直接从邮局就被送到了公安局。

他也从一个小偷变成了政治罪。他真的是坏人吗？就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当然是。但我和他相处的几个月，我发现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有美好的梦想，且爱他的母亲。然而，我出来两个月后，一天在街上我看到枪毙人犯的布告，那上面赫然有他的名字。

这件事对我之后影响很大。

我们对于同时代的人都无法看清楚，又如何能够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呢？没有谁天生就是坏人，也没有天生绝对不会做坏事的好人。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谓的好坏本身就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它们多半只是特定的背景、环境和条件促成的。而且，一些在甲看来是好的，在乙看来则可能就是坏的；一些在过去看来是好的，在今天看来就可能就是坏的。我们不能拿甲的观点来要求乙，也不能简单地拿今人的看法来衡量过去。我所以坚持研究历史，包括在研究毛泽东、研究蒋介石的问题上，要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就是因为我相信不如此即不足以真正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动机，不足以准确地解释他们行为的内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