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侯隽

我出生在北京，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随母亲工作调动，我考入北京良乡中学，在那里度过了六年时光。可以说，在良中读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因为我在那里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女，学校又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劳动，在那里生活、学习、劳动，久而久之就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我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就在大家都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国家号召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当时良中校长做了报告，希望家在农村的同学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因此，我产生了“建设新农村，农村的同学有责任，我们城市的青年同样有责任”的想法，决定放弃高考下乡务农。

1962年7月10日，我正式在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落户了。那是一个典型的乡村，不通电，没机井，也没大牲口，多数地块盐碱，好年景平均亩产也不过200斤，产的粮食不够自己吃，还要国家救济。但是朴实的乡亲们非常善良，好几个姑娘争着来和我做伴儿，我至今都记得我们凑在自制的豆油灯下读报、看书、做针线，挤在一铺小土炕上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许多小青年也不顾一天的劳累，回家吃完饭就跑来帮我做饭，看我吃饭，每天我的小屋里人多得挤不下，连窗外都趴了一溜脑瓜看。有时乡亲们还借着月光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我教大家识字，还办起了俱乐部，刊出壁报、黑板报，也时常排点小节目给老乡们演出，生活忙碌而充实。

一篇报道使我成了典型

在窦家桥的生活有苦有乐。我住在两间低矮潮湿又透风漏雨的小土屋，每天几两玉米粒的口粮都要自己推碾子磨成面，只可惜连皮吃都吃不饱，经常要断顿儿，此外我还要学习耪地、开苗、收割等农活，尤其耕地还得人拉耠子。这些现实让我明白:尽管追求理想的现实很严酷，但必须硬着头皮顶住。既然选择了下乡插队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同时，艰苦的日子也让我对“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之必要理解得更深刻，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和当地老百姓相处也越来越融洽。

1963年，上海女演员、作家黄宗英来到天津宝坻“体验生活”，她听人说起我这个“从专门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特别姑娘”，就来村里看望了我并和我一起相处了几天。不久，她见到了周总理，告诉他我下乡插队的情况，在总理的授意下，黄宗英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之前，《中国青年报》就以“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姑娘’”为题，作了全面报道。之后，其他媒体也相继作了采访报道，这使我声名远播成了全国著名的先进知青代表。

从此，我就扎根在在窦家桥，并在这儿入了党，当了村干部，也获得过各种荣誉称号，还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表扬。同时，窦家桥也先后迎来30多名京津等地的知识青年，多数有高中文化基础，都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骨干，带来的都市文明和蓬勃朝气潜移默化地福荫乡里。

风雨乡村十八年

1963年至文革开始，我曾任窦家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0年至1979年，曾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并兼任共青团宝坻县委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共青团天津地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和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等职；1976年5月，曾任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但始终是农民身份。

作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典型、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我从1963年至1966年，年年被评为河北省的青年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1964年，当选为河北省第三届青联委员和共青团全国“九大”代表，于1964年7月，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合影，后又单独接见了我和其余21位青年代表，和我们亲切交谈。

尤其是1971年5月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日中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成员，我作为全国先进知青代表被周总理召见并作陪；1973年8月，全国知青工作会期间，周总理把邢燕子和我叫去参加会议、征求意见；1973年8月，我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1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9月，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1979年8月，和邢燕子一起出席全国先进知青代表座谈会，受到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个人的经历使我这个普通人能够和国家领导人接触，其中是周总理对农村的关爱对农民的朴素情感，至今历历在目，感怀不已。2008年是周总理诞辰110周年，我和分布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作者和编委，凝情聚力编辑出版《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以此纪念周恩来总理。能够写周总理是我多年的心愿，我要和我的战友们用心将与总理相处的日子记录下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代，让周恩来的精神代代相传。

1980年5月，组织上就进市还是留县的问题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回想十八年来宝坻人民对我的厚爱，我坚决要求留在县里工作。从1990年2月起，我当选为宝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过文教卫体、计划生育、民政、残联、红十字会和外经贸等工作，无论哪项工作我都全身心地投入。1998年，我分管全县农业，再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土地，带领56万农民，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奋力拼搏，继续实现我的人生夙愿。

回想起我的下乡之路，那是一个时代的投影，当年我们豪情满怀，曾以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虽然历经坎坷，但是我们收获了宝贵的历练财富，受用终生。如今我们壮心不已， 2002年我和老伴一起在当年下乡的地方栽植了一百多亩“知青林”，还设置了“情怀园”，我希望“留下一片绿茵，传承一种精神”，并希望引来生态旅游和养生养老项目，继续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生夙愿。

(本刊记者侯隽采访整理，天津宝坻区宣传部陈树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从1955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前后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有近1800万之多。上山下乡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虽然随着“文革”的结束上山下乡渐趋沉寂，但其遗留的历史震荡仍未完全消失。

口述者:侯隽

1943年出生，北京人。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下乡到河北插队落户。后在天津宝坻区工作， 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