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原因何在 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
2010年04月12日 09:20 东方早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多种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法]潘鸣啸著

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454页,45.00元

1968年12月22日,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公布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强制性迁移运动由此展开。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和山区。这场运动寄托了领袖的狂热幻想和乌托邦式希望,给各级政府和各个单位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更不用说给千万青年及其家庭带来梦魇般的烦恼和创痛,时至今日,余波未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一千六百万前知识青年中自然产生了不少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关于知识青年经历与生活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大型展览和文艺表演活动长盛不衰。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中,有一个明显的群体是“知青作家”。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自身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他们写出了关于这个题目的厚重专著。

其实,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的系统研究远远早于中国学者。他们之中不乏优秀的研究者,虽然在语言、亲身体验和收集材料等方面的条件不如中国学者,但他们发挥自己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理论框架坚实等优势,写出了具有洞见的论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鸣啸(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就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此书的法文版出版于2004年,中文译本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香港和北京出版。本书将有助于中外读者了解那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推动中外学者深入研究那一段富于教益和启示的历史。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人对那场运动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学描述和理论总结的文章汗牛充栋,难道还有外国人思考和论述的余地?那些外国学者何德何能,可以在中国人专有的园地里独辟蹊径、另发新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外学者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对中国问题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他们观察中国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视角。比如,在与中国学者一样论述毛泽东历来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同时,潘鸣啸还指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党中央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后来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在用美丽辞藻反复宣传时,“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

比国际视野和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潘鸣啸苦苦思索和认真研究的,不仅是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加着力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掀起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什么?

原因在经济还是政治?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某种传统和范式。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就是一部代表作。他的夫人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总结他的观点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而潘鸣啸想要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纯经济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动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

《失落的一代》一书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青年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理想,因此,他们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上山下乡还能实现另一个意识形态目的,即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第二种动机是要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在1968年,中国各个省市都结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乱”的局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红卫兵仍然没有停止派性斗争,争吵不断,武斗不断,从7月底起,毛泽东派解放军和工人的宣传队进入大学,强行制止派性、恢复秩序,紧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权威制度。

潘鸣啸并不否认上山下乡包含有经济上的动机,他把这样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积极的,即要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农村历来落后,需要城市青年把知识、文化、科技带下去,而边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需要增加防卫力量;二是消极的,即要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动机在许多时候羞于提及,因为据说失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问题,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会顾不了那么多,毛泽东的号召就是夹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潘鸣啸实际上对经济动机的作用持怀疑而非肯定态度,比如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青的地方,往往是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能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他的论证更是指向“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伯恩斯坦的观点,伯恩斯坦预言,工作岗位最不紧缺之日,就是运动结束之时。但事实是,运动进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被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数量基本持平,都在八百万左右。事实上,城镇企业单位需要劳动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雇用城镇青年,于是只能在农民中招工,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业青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运动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

作者从上面谈到的三个方面对这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总结,考察它是否达到了当初设想的目的。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运动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虽然一度急剧、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暂时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但下乡的知青最后都回来了,而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回去。从长远看,运动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令问题更加严重。北京在1979-1980年两年间需要安置八十万青年就业,但如果没有下乡运动,这个数字只是三十二万,因为十七年前北京出生的人口是三十二万。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很多扩大就业的方法和机会,比如缩减第三产业,取缔个体劳动。另一方面,还助长了既不适应经济需要又非常不平等的招聘制度,即单位职工退休,由其子女接替岗位的顶替制度,以及由单位负责招聘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归口包干制度。这不但在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方面是有害的,而且非常不平等,使工作岗位成为世袭。

有人说,下乡运动毕竟对农村发展有促进。但事实是,大部分知青是在不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充当农村劳动力,与农民争地争口粮。少数知青开垦荒地算不算成绩?可能这算得上是一种小小的功劳,但它是以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为代价取得的,而且造成了生态平衡方面的长远问题。

从政治方面看,运动达到了把红卫兵驱赶出城的目的,他们人数众多,经历过政治斗争的风雨,因而桀骜不驯,是难于控制和驾驭的力量。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毛泽东作为“魅力领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又一个顶峰。但是,从长远看事情就未见得是这么回事。被放逐的红卫兵产生了“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时就利用我们,不需要时就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怨言,农村极度落后的现实使他们对从课堂和教科书上得到的“制度优越”的观念发生动摇,农村控制力度不如城市的条件使他们的不满和异端思想广为传播。所以,当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时,不少知青对其中的下列说法不是感到愤怒,而是产生共鸣:“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意识形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宣称的目的是要让青年学生思想革命化,通过农村的劳动锻炼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和农村生活的具体条件粉碎了青年们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美好言辞,绝大多数知青在心中完全否定了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的理念。为了争取较好前途的生存竞争异常严峻和残酷,入党、参军、当典型、上大学,特别是调回城市,都需要“表现”,但条件是单一的(由以前的“红”和“专”变为政治挂帅)、不公平的(不是根据埋头苦干而是取决于家庭背景),这导致了普遍的虚伪、口是心非,干部掌握知青命运的现实助长了阿谀奉承和贿赂腐败的风气。如果说运动的初衷是要培养忠诚、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那么结果是适得其反。

失落的一代?

作者在本书的自序中说,把知青一代称为“失落的一代”,他有点担心会引起这一代人的某些不解、不快甚至反感,但他强调这个称呼非但没有贬义,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是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1968年在巴黎参加过“五月风暴”的左派学生,这个“老外老三届”对中国的同代人一定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还能从这个称呼中感受到一位有思想的研究者对上山下乡这一空前巨大的历史性事件中蕴涵的悲剧性的洞察。

这一代人的突出特点是思想的独立性和理想的失落,“别再奢想这一代人会毫不犹豫地追随任何一位领导人,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对红卫兵的镇压和林彪事件使他们学会了对崇拜的政治偶像及政治理想提出怀疑。下乡运动中他们直接体会到了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主要是指他们在应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的机会,所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耽误了的一代”。虽然他们当中有极少数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获得进大学的机会,也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自学、夜大、电大的方式成材,但必须承认大多数人确实被耽误了,这导致他们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一直处在不如意的状态。

当然,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独特的经验,这是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人无法得到的。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大公无私”的说教,对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中“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对以告密为手段的竞争方式,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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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友渔 编辑: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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