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妇女的解放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生活是极为悲惨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甚至出嫁时的嫁妆也不得完全归自己所有，“凡娶妇有奁田，以三分之一，听奁其女，以三分之二归祠堂。” 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妇主中馈，惟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尤其惨无人道的是，唐宋起，盛行缠足，大多数妇女从小必须缠足。一部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同时也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受尽屈辱的血泪史。虽然从中国的近代开始，便有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悲惨的局面，但由于没能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并组织了妇女解放运动。1949年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以后新中国陆续颁布的《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刑法》、《民法》等多部法律和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是同整个社会的实际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实实在在的。

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实际境况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至少表现在:（1）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包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等。（2）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1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8%，1976年上升至45.5%；1950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6.5%，1976年上升至40.4%；1949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19.8%，1976年上升至33%；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女教师比重为11%，1976年上升至24.7%。 （3）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则剧增至2036万人。 （4）广泛地参政议政。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参加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活动。 （5）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中国政府对于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城市女职工中85.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中国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得很快。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恐怕是居于明显的领先位置。

（六）重视大众教育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这一切，是同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了一切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中国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了人民助学金制度。另外，还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

在这一时期，虽然大众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以妨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但是就大众教育本身而言是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 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1965年，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24%，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

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在于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于为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踏实的基础。

（七）历史延续与历史借鉴

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面也很广。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容，如:理想的追求，探索的精神，国内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军人不干政的传统，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一一展开。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是不应被人为割断的。从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在享用、使用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而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还应进一步地予以发掘、继承与发扬光大。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累积起来的”。就连国外许多学者也都客观地承认这一点。“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这一点，即1949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的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 “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50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 不能想象，在缺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历史遗产的情形之下，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还需要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其一，没有把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本来，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在1979年以前的将近30年期间，这两者呈现出一种脱离的状态，中国社会对于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予以排斥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结合按一起的。于是，便造成了这样的情形: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两者之间的严重脱节，换言之，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建设非常显著，但在社会本体亦即社会结构、社会与民众的内在取向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则明显迟滞。其二，这一时期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重视不够。不应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社会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类似于禁欲主义的取向。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界限往往严格的划定在“生存”的界限之内。人们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合理、正常的要求往往被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坚决的拒斥。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在这一时期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两者之间的比例极不合理。这严重的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即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不断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其三，重整体而轻个人。对于整体与个人的关系，社会所认同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如生理的、安全的、归属的、尊严的、自我实现的等多个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进一步，个体人的自致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国家、集体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个体人是社会体得以形成的最为基本的构成因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人并非被动之物，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创造性。如果忽视了个体人的独立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将是不健全的，将是缺乏平等与自由的基本前提的，因而也必将是缺乏活力、缺乏公正的，现代公正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中国这30年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可持续推进的内在动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有效的自主推动的成长机制，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不正常的诸如摇摆程度过大、随机性过强的特征。

重要的是，上述缺乏的存在以及平均主义观念与作法的盛行、对于精神动力的极度夸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泛化，使得这一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任何时候都一定地起着积极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的基本症结？这里，时代的中心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总的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相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逐渐频繁、升级和强化，以至渐渐地成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中心任务、前者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后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占据时代主导位置的“左”的错误路线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致使原本一些有价值者也程度不同地有时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并产生了某些负面的影响。（1）由于盲目地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政治的需要，致使经济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过多的成本。薄一波的一段回忆很能说明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大跃进’本身就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挫折，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 （2）社会动员本是一种极有价值、有创意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有时会起着助长甚至是强化政治运动即为政治运动大造声势并提供能量的作用，或者有时起着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亦即起着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3）大众教育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中心任务的影响之下，有时起着一种排斥规范的高等教育、压抑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成长的不良作用。（4）民族自尊与自信这一有价值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影响之下，有时却演化成以自我民族为中心，起了一种排斥对外交流、盲目自大、使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封闭的负面作用。（5）在盲目拔高政治的条件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有时难免出现人为拉抬的痕迹，以致于出现诸如“性别趋同”（片面地理解“男女都一样”）、硬性下达提拔妇女干部指标等不正常的现象。显然，要继承并发扬光大毛泽东时代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就必须确立起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一最为基本的时代的前提条件，以市场经济建设为重要内容，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本宗旨。唯有在此基础之上，方谈得上认真总结、梳理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予以发扬光大。舍此，一切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给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最值得重视的教训。

（本文主体部分刊于《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