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知青变形记》

我有三部长篇涉及下放和知青生活，尤其是最近的长篇，名字干脆就叫《知青变形记》。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人问:已经有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影视作品，你干吗还要写？你的知青和别人的知青到底有什么不同？

抛开生活经验等原因，我写知青恰恰是因为知青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已泛滥成灾。此话怎讲？因为关于知青，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一种历史。而关于历史，我们知道，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后者（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因其方式是情感、故事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也更能形成关于历史的氛围、概念。比如关于唐朝、宋朝，关于民国，由于大量文艺作品的塑造，历史真实已经烟消云散。戏说不仅是戏说，同时还固定了人们对这些历史时期的标准想象。《三国演义》不仅比《三国志》流行，更是关于三国历史更普遍的理解和概念。有人说，俄罗斯的历史沉重、悲怆、百感交集，不如说是俄罗斯的文学沉重、悲怆、百感交集。文学或文艺塑造历史，赋予它鲜明的情感方向，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知青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像唐、宋一样遥远。孩子们对知青的历史不是缺乏了解和兴趣，而是他们的了解、兴趣止于电视剧、电影，止于小说、文艺。我们的文艺在不知不觉中已构造了关于知青生活的诸多概念。一般来说有搞笑，有猎奇，或自由浪漫，或淡淡的忧伤。最深刻之处莫过于男女情感的纠结，最残酷之处也无外乎观念性的政治迫害。总之一个单纯了得。不是知青的历史不够深刻，而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浮于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够复杂、沉痛，而是我们的文艺过于简单、天真了。不要小瞧这些文艺作品，多年以后——甚至就是今天，它们就是关于知青历史的标准答案。除此之外再无其它了。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一个伟大或悲哀的时代应该有伟大深入的作品与其匹配，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之于俄罗斯的历史、德国废墟文学之于二战历史。那些亲历者、旁观者不仅有记录真实见证的责任，更有以此为材料、灵感创作不朽作品的责任（如果他是一位作家、诗人）。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虽说知青题材的文艺作品最终将掩埋关于知青的历史真实，但愿其中的文学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办到的事，那就让一些作家、很多部方向各异的作品共同趋近。

《知青变形记》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