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出版的新书很多，在我有限的阅读里，以下几种留下了较深印象:

阎长贵、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是一本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集，两位作者兼“文革”研究者和历史在场者于一身。“文革”前，阎长贵是《红旗》杂志编辑，王广宇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都在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人领导下供职。1966年，分别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亲历了“文革”高潮时期政治中枢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考证了“中央文革”的职能和办事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日常工作，陶铸成为“四号人物”的原因，“按既定方针办”的产生经过，“五一六兵团”真相，肖力在“中央文革”批斗王光美时的穿着安排，“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产生经过等有值得关注或有争议的问题。追述了直接耳闻目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的种种细节。可贵的是，他们在“文革”初期被重用了一年，被关到监狱八年，吃尽了苦头，却并不回避自己当初的失误。评论历史人物时，“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即使对迫害他们的江青，也如实地还原真相。并澄清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约法三章”限制江青参政等讹传。

陈小津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是另一本引起关注的有关“文革”的新书。作者的父亲是原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1967年初被打倒关押。作者当时是大学生。此后他为父亲的冤案多次进京奔走，向党内同情者求助，光是胡耀邦就接触了四五十次。其实，这本回忆录对“文革”是非和各方政治人物的褒贬，无不恪守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其深度逊于《问史求信集》，新意主要在个人亲历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可以丰富那段历史的某些侧面。

徐庆全近些年致力于研究当代文坛的历史风波，出版了好几本力作。今年又出了一本《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这是利用周扬等人家中收藏的私人通信写成的新著。“文革”以前和打倒“四人帮”以后，周扬两度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处在文坛的漩涡中心。他生前保存的往来书信，自然是观察文坛风云的极好视度。给周扬写信，多是职位低于他的文化官员和他商议公事，或是遇到麻烦的文化人找他申诉，向他求援。作者由信中涉及的问题说起，梳理事件或风波的起因和来龙去脉，找到了一条通向历史深处探秘的隧道。

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今年推出的新作是《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年9月）。我先在刊物中读到一段《小岗村农民进京跑项目》，觉得很有意味。到书店买来一本读过，感到新意甚多。安徽凤阳小岗村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二十多年来，被各类媒体报道过无数次。当年农村变革的意义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国家把种田的权利还给农民。但在当时，却是一场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争论。万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人质问他:要社会主义，还是要群众？他说:我要群众。当时从中央到安徽省、滁县地区、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小岗村，对包产到户持不同的态度，有人反对，万里支持，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为此差点被县公安局抓起来。后人记载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省略过程，只记录支持和反对的两极，不记中间的踌躇。本书详细地记录了这些踌躇和博弈，使得历史过程丰满起来。我认为，该书即便有一些缺欠，也是瑕不掩瑜。当代中国，像陈桂棣、春桃夫妇这样保持独立人格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作家老鬼过去每一部书都以个人经历为主，但他今年出版的《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写的却是别人的经历。1972年5月5日,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夺去了69位扑火知青的生命。当时，他们被授予烈士称号。时过境迁，烈士陵园荒草丛生，纪念碑残破，引起老鬼无限感慨。于是，他不辞辛苦，先后到北京、赤峰、唐山、锡林浩特、集宁、呼和浩特寻访了66位烈士的亲属，记录下他们的追怀和感受，写成了这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他在向这些勇敢者的献身精神表达敬意的同时，也对那个时代轻视人的生命价值表达了沉痛的反思。

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以往出版过两卷本，2009年9月又出了《续集》上下两卷。过去的作者是重庆一地的老知青，这次扩展到北京、上海、成都、长沙、西安、沈阳等地。一个个亲历者的回忆告诉我们，“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远不像少数先进典型那样阳光明媚。大多数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生生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学业再优秀，考分再高，爹娘被打入另册，子女就别想升学，只好上山下乡。他们的命运普遍比同龄人更加不幸。目前中国大学生就业出现问题，需要提倡毕业生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如是机会均等条件下的自愿选择，并无不当，苦其心志或许能磨炼杰出人才。但为此目的在宣传中美化甚至诗化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并非郑重的历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