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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上海买肉不要票:云南知青托关系到上海买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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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

核心提示: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记忆中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此同事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在家我最小,家里就是我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说我们家的钱已革掉,但比那些工人家庭还稍微有一些钱,他说我们家每天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菜,每天是这样。

本文节选自《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   作者:金大陆 启之 原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问:我们很诧异地看到你在书讲上海文革时没有肉票,这似乎很有悖于常识。请讲一讲这是怎么考证的。

金大陆:上海的朋友也都讨伐我,不相信,说我的说法不对。讨伐我最严重的是作家叶辛,就是电视剧《孽债》的作者。他说你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在贵州插队,一年多没吃肉,回到家走到弄堂里闻到肉味,我就赶快回家跟我妈妈讲,赶快买肉,赶快买肉,他妈妈讲没有肉票。而且他说他家里有一大本关于票证的图案,他说你肯定是错的。他还质问我:当然是善意的,是学术讨论:你是不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好”?当时我们开会时有个企业家,是做食品保健品的,他在旁边一声不响,默默地用手机给上海六七十年代最大的三角地菜场的书记打电话,说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上海文革期间要不要肉票?对方回答说肯定要的,哪有不要之理,所以他们都讨伐我。

金光耀:开始我也不相信,后来确实找不到肉票,肉票是后来才有的。

问:你能不能讲得详细一些,不仅你们上海人,外地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个问题。

金大陆:我们做了很多副食品的档案,粮食的档案。还为这个事情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记忆中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此同事的父亲是著名的教授。他说,在家我最小,家里就是我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说我们家的钱已革掉,但比那些工人家庭还稍微有一些钱,他说我们家每天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菜,每天是这样。我们查档案,上海的肉票从1955年统供统销,到1992年断断续续地发放过五次,不是一直都有的。

金光耀:文革以前肯定是发过肉票的。

金大陆:对!1965年以前肯定是发过肉票的,据史料记载是两次。还有三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

跟文革有关系的是1976年7月16日至10月6日(指粉碎“四人帮”)这两个多月的时间。1976年7月16日上海紧急发肉票,是因为上海猪肉供不上了,供不上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外地对上海的反感,要卡卡你。

为什么一直到1976年7月16日以前上海都没有发肉票呢?上海的猪肉供应量十年中是节节上升的,第一个原因是“全国保上海”,在文革以前上海的猪肉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供应的。一般都是上海报计划报给国务院,国务院把单子定好,上海就派人去这些地方收购,然后把猪肉运过来。文革中,山东、湖南、湖北、四川,还有江西都向上海调肉。

 

我们所里有个资料员,她曾在江西插队的,她跟我讲:“金老师,我们镇上有个姑娘,她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卖肉的。”当时,上海市场上的百分之七十猪肉是外地供应,而且这个量是节节上升的。当然上海的轻工业品也是源源不断出去的,缝纫机啊、手表啊、衣料啊、自行车啊、糖果啊、文化用品呀,都是哗哗哗大量出去的,这是计划经济调控下的运作。

问:上海郊区不养猪吗?

金大陆:文革时期上海百分之三十的猪肉供应是来自郊县。上海郊县农民私自养鸡、养鸭、种菜到市场上去卖,基本是不可以的,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受到打击的。但养猪例外,公社养、大队养、小队养,还鼓励私人养,国家不仅收购,还有饲料补贴等。

什么道理呢?因为毛泽东讲“以粮为纲”,讲猪多、肥多、粮多。养猪有粪,有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所以提倡养猪。另外,我们城市里的居民有工业券,买火柴、买肥皂、买套鞋是有工业券的,农民是交了猪,给你钱,还给你工业券,然后农民有了工业券后就可以去买火柴、肥皂了,所以农民愿意养猪,因为养猪就有多的工业券。后来要扩大养殖,养猪得有饲料呀,没饲料怎么办呢?后来你交了猪还给你平价饲料,所以百分之三十的猪肉是上海郊县供应的。而且档案统计里提出了每年上海供应量多是增长的,是往上走的。

当时提倡城市居民要支持养猪,随着养猪业不断的扩大,上海市民的泔水就成了好东西,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小缸,满了就到弄堂门口去把这些泔水倒进大缸,然后再送到乡下去,它有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支持养猪的行为。这里面还涌现出很多退休老工人的先进事迹,还有些老工人从泔水里捡出螺丝,免得让猪吃了螺丝。一些街道还组织这些老工人去上海郊县参观农村养猪。上海的猪肉供应就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在高度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如何操控供求关系。

问:你刚才说调查了30个人中,有29个认为是有票的?

金大陆:对。我们还采访了王知常等原市委写作组的人,他讲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从北京回上海,听说上海的猪肉在减价卖。张春桥就说:“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走资派在捣乱。”

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有两列车给苏联的猪肉太肥,苏联人不要,冷库又放不下,所以上海的猪肉紧急降价。当时上海的猪肉八毛五一斤,蛮贵的,因为冷库放不下,一下子降到六毛五了。所以我提出这是一个“上海视角”,我没有做北京,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北京。但是我推算当时北京也不应该有肉票。

我还有一个资料做支持,去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一本《知青家书》,是一位到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他给家里的二百多封信,从去云南的第一封,到回上海的最后一封,他家人全部留下来了,而且记得很详细。出版社让我写了个序。我在这些家信里面发现什么呢,这个小青年到了云南边陲,说他的连长对他很好,连长的妻子要生产了,托他在上海买肉,于是他给家里写信,请家里一定要帮他这个忙,“寄上四公斤,咸的,最好是肥的”,“如还没有寄的话,再多买三四公斤”。这样看的话,那就是不要票的,否则不可能一下子买这么多,否则家里人吃什么呢。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希望有学者做“北京视角”、“四川视角”、“江苏视角”的同类题目,然后再一拼接,就会很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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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肉票 上海的猪肉 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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