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革只见过两次。

1995年延安地区邀请100名北京知青重返延安，朋友小刚因事去不了，把名额让给了我。电话里他向我介绍都有谁同行，特别提到张革，说是知青中的佼佼者。火车上大家互相介绍，我才知道我对面坐着的像个中学生的人正是张革。

当时只知他是“名知青”，很多人都认识他。闲聊中了解到他正做农产品出口贸易，最近刚从延安收购绿豆出口，原本以为陕北的绿豆无污染、质量好，适宜出口，结果鱼目混珠，生意赔得一塌糊涂。我问他为什么没检查。他说:“对陕北老乡太相信了，觉得他们不会掺假。”此后回到我插队的村里，老乡们也说起绿豆的事儿，才知道是中间收购的二道贩子掺假。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到张革是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小刚风风火火到我家，说他所在的公司在北京郊区开发了一块农业示范区，种植优良品种，想请我去负责产品的质量。我当时在一家大型国营工厂做质量管理工作，只好回绝说我不懂农产品。他说:“有时间到我们示范区去玩儿，青山绿水，环境优美，我们引进的外国玉米长得特别好。”

那天张革为我放了他回到插队的村里拍的录像，我才知道他为那里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能成为“名知青”。

他是1968年底第一批去陕北的，在宜川县寿丰公社后义沟村插队。1975年曾被招到西安当工人。1976年自愿重返后义沟村，并自荐当了村支书，领导村民建起了150千瓦的水电站。从录像里可以看到水电站修建得非常正规，连接两座山的引水渠具有相当规模。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知青带领全村的农民干出来的。

他说那时很艰苦，每人每天5分钱的菜钱，天天吃熬萝卜，粮食都是各家自带的。开山打洞、凿石建渠整整用了5年的时间。那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可以想见其艰难。水电站10多年间运转正常，还为周边村子供电，给村里带来了一定的效益，近年并入国家正式电网。期间张革还组织村民修了数十里公路，至今还是村里去县城的主要道路。他曾作为省知青模范被推荐到农业大学进修，但他放不下村里的事儿，没有完成学业，就在农大教授指导下在村里栽培了400多亩苹果，请林科院的专家指导种植2000多亩核桃。用10年时间，张革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贫困山村变得富裕。早在1982年，村里就安装了一台电视差转机。

张革是1987年回的北京，1990年代与同村知青姚立军成立了一个公司做农产品出口贸易，也包括他们村的核桃、苹果的出口。绿豆生意搞砸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经商，又贷款买地搞农业示范区。张革说，如果做得好，就推广到陕北农村。

1994年，他们公司准备投资几十万元为村里建一所现代化的希望小学。1995年春节，村里人在他住过的窑洞门上贴春联:“看灯看电视看录像莫忘知青；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横批是“张革京城佳节愉快”，以表达对他的思念和感激之情。这所希望小学1996年开始筹建，共计投资70万元。

那次见面后，我从心底敬佩张革真心实意地为村里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没过多久，1998年2月，我收到了他病逝的通知。难以想象，一个生龙活虎充满理想的人就此不存在了。

张革被安葬在他付出青春和一切的后义沟村的小山上，守护着那些带有他的生命和情感的蓬蓬勃勃的苹果树、核桃树。他坚守着为之付出巨大艰辛的水电站，白天听着潺潺的水声和机器的轰鸣，晚上看着家家户户的点点灯火，如同璀璨的群星。张革是幸福的。

最近，我插过队的县里有人来北京召集知青座谈会，我认识了张革的夫人文雁。文雁是在大批知青已经离开陕北后，受到张革事迹的影响，满怀改变农村的革命豪情和到艰苦地方磨练的冲动，作为最后一批高中应届毕业生来到陕北插队的，在这期间认识了张革。

从文雁那里我了解到，张革回北京后很长时间没有固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还是回到村里，直到进入公司。他很少考虑自己，只想为陕北农村再干些什么。京郊的农业示范区就是他的一个新的、更宏伟的目标。

他是累死的，死于脑溢血。文雁说:“他说他头疼，我几次劝他去看病，他总说没时间。去世前我已经陪他到了医院，他看到医院挂号排长队，说了声‘以后再说’，就急匆匆地走了……”

这位理想主义者同时是个实干家。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张革是孤独的。他所做的一切靠的是他个人的努力，孤军奋战，后继无人。没有人理解并继承他的事业，包括我，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没支持他。因为张革的去世，他的京郊农业示范区没能继续办下去，公司因此破产，村里希望小学的百万投资也成为泡影。

农村最终还是靠体制改变了。现在的陕北到处是果树，村村都通电，电视、电话已经普及。我插过队的县里还有石油，村里也架起了油井，机器漫山遍野，村里的老乡拿上了看油井的工资，生活有了根本变化。而这些是我们知青做不到的。

谨以此文纪念为陕北农村献身的插队知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