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76: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事
2009年12月10日 09:57东北知青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1976年8月初,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去营口干校参加“工农干部学习班”。当时省里办了一个“工农干部学习班”社会上叫“虎班”,各市、地也开办了这样的班。我们这个班被社会上叫做“猫班”。但不管怎样,还是感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次,我是第一次被用农场唯一一台130汽车,专门送去报道的。这期学员一共有127人,分别来至营口企事业单位、盘锦油田和农村的,其中包括一部分知青干部。计划为期三个月,学习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员共分为三个大队,油田是单独大队,另两个大队是混编的。每个大队分若干个学习小组,大课之外,基本是以小组为单位活动。我们组有四名知青、两名盘锦农场的当地干部,有三名是营口二轻局干部。对学员管理很严格,每周有两三次大课,都是省、市的一些领导或“学者”给讲课(记得到苏共的历史教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风等)。读书,主要以学习主席原著为主,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矛盾论”、“实践论”等等。学习期间,我们每天早五点钟起床,各大队要出早操,基本上都是列队出去跑步。油田大队最能跑,每早都得跑十来里地,我们这两个大队跑不了太远,回来再做会操。学员,四人一个房间,早餐以小菜为主,中午和晚上一般是四菜一汤,饭不限量不浪费就行,我们农村来的是最能吃的,城里人直笑我们。学员们在一起都很团结,互帮互助风气很浓,不过学习讨论时大家有时辩论非常激烈(比如对斯大林的争论),不过从没影响关系。

九月初,学员放了七天假,不少学员回单位工作去了,我们沈阳市的几个知青被特许回家探亲。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能回家当然高兴。不过每次回家也总有种说不出的伤感,那时,我爸爸在“五七干校”劳动,半年才能回来几天。妈妈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在机关食堂负责领导餐厅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说不上几句话。妹妹和我一样下乡到盘锦了,两个弟弟在中学读书。政策留城的同学基本都上班了,被安排下乡的同学也有坚决不走的,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也不太愿意见我。所以每次除了知青一起放假回城,否则我都要提前回去。

九月九日早,我准被先回农场看看,然后再回干校。我买好了去营口的火车票,在火车站买了包糖果,就剪票进站了。不知怎么,那天我就有些晕晕沉沉的,心也烦闷。下乡几年了,每次都有同学、弟弟妹妹接送,特别是知青放大假时,车站接站总是人山人海的,现在好像一切都变了。知青再“光荣”了(能早早回城才是最好的),和所有人一样,知青下乡不过是一种就业形式(最好就扎根六十年)。到站台我很快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来,拿出一本书看。车开动也没抬头,懒得和生人说话。车开出快一小时,突然通知查票。我坐位离门很近,很快就查到我这,我拿出票递给乘警。他反复看了两遍后说:“同志你上错车了吧?这趟车是去本溪的。”我突然脸上发起烧(感到这错误太低级),周围人一齐望着我。我忙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有什么办法吗?”乘警看看表客气地说:“没关系,这事我们常遇到。这样吧,再有两分钟前面有个小站,你下车不用出站台,十分钟后有趟到沈阳的车,你返回沈阳站要马上去签字,改期明天去还赶趟。”我赶紧谢了乘警就逃到车门去,心里一个劲的责怪自己这是怎么啦?回去还很顺利,签完字,走出站前广场才十点钟。我沮丧地又回到家,可心情一直不好。中午我大弟弟回来说下午没课,我陪你玩玩去吧?我想也好,就说:“咱去中山公园吧?”

弟弟在院里找了两台自行车。那会院里自行车基本都是公车,在走廊一放,大部分没有锁。当时没有人偷自行车(不像现在),车子找不到,也没人报案,准知道是院里人骑走了。我俩骑上车,很快到了中山公园,一毛钱买了两张票进去。先转了一圈,就去看动物。中山公园那时动物不少,虎、豹、狼、狐、猴子、孔雀等不少种。当我们接近动物区时,就听见那些动物不断的吼叫,声音让人听了有些瘆人,特别是老虎和狼的声音,都是头冲天不停地狂吼。游园的人出奇地少。本来心情就不好,没看几眼就和弟弟骑车回去了。

我俩骑到离家不远的路上,突然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哀乐声,这是邻街住户特意把声音放大的,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哀乐声每当从电台传出,人们的心马上就会揪起来。因为1976年里,每当这声音传来,都会有举国震惊的噩耗,先是周总理、然后是朱总司令。我俩马上下车,顺着声音走去。播音员连续重复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沉痛公告后,接着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周恩来’同志逝世。”我马上和弟弟说:“不对,肯定弄错了。”当第二遍时就改为毛泽东同志了。当时听了真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暗淡下来。我和弟弟立刻回到大院,这时大院里已经是哭声一片,大人孩子个个如此(可以想象,大院里的人们基本都是跟着毛主席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就是那些阿姨们也都是跟着丈夫风里来雨里去过来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家庭熏染,怎能不如此呢?我相信那种感情绝对是真实的。)刚进院邻居大姐就给我和弟弟一人戴上一块黑纱,我看到她的眼睛都哭红了。回到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所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那时我们凡事都依赖组织,现在离开组织,我感到像一只孤雁不知如何是好?确有一种归心似箭的强烈感觉。我决定第二天不回农场,要立即回到干校。

九月九日晚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好。不少人去单位了,在家的几家邻居聚到一起,一遍遍的听着收音机的报道(别的新闻和节目都没了,除了播毛主席逝世的公告,就是哀乐)。我休息时都快半夜一点钟了,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会想着中国革命的历史画面;一会又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一幕幕片段;一会又浮现出年初的“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社会传出的种种“政治谣言”;一会又想起了干校老师的讲课内容;甚至还想到了苏联斯大林去逝后,马林科夫接班,又被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历史等等。越想越乱、越想越睡不着觉。

早上六点钟,吃了口妈妈为我准备的早饭,就告别家人直奔火车站。车站里往日的喧闹声不见了,甚至孩子的哭闹声都没有。我随着人流检票上了车,车箱里的人几乎都戴着黑纱或者白花。车开动不久广播里就又传来中央电台公告的声音。整个车箱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闹心的铁轨声。我一直把头扭到窗外看着,心里想着回到干校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农场和知青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下午三点钟我回到了干校,按照假期是提前三天回来的。当我走进干校大门时就看到许多学员都回来了,就属我们沈阳几个知青回来的最晚。大家正忙着设灵堂,营口市的学员,到营口纱厂领来了黑沙和扎花用的白纱布(据二轻局的同学说,工厂一律免费向全市企事业单位提供,只要单位有条、有章、有数量就行)。晚饭后,我们学习小组的学员们聚到一起,讨论我们还应该做点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一阵,最后组长说:“大家都是党员,我们在这是临时组织关系,最好要向本单位党委写一份思想汇报。”大家一致赞同。当晚我们宿舍四位同学就边讨论边写着各自的“思想汇报”。我大概写了三千字左右,觉得满意后,又工工整整地抄一遍。第二天一早,在学校里就邮递出去了。后来听说,农场党委接到我的“思想汇报”后,党委春城书记批示,在农场广播站连续播了好几天,作为知青悼念毛主席的宣传内容之一。

干校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地方,毛主席逝世干校的领导和教员们想的要比我们学员复杂得多。特别是他们的主要信息和教学内容都是来至省委党校,而当时的辽宁省和上海市正是宣传鼓动“继续革命理论”的急先锋。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们难以安排教学了。大课就是集中看电视,收看各地人民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干校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一百多人看,那会就非常不错了)。小组活动改为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再就是参加营口市组织的各项悼念活动。原教学内容基本停止了。

中共中央组织召开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营口市也在政府广场组织召开了大规模追悼大会。参加的人员非常多,可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干校学员队伍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入场了,是在正对主席台最前面的方队,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主席台上方有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配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一条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午三时整追悼大会正式开始,这时本来就很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块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当主持人宣布默哀三分钟时,狂风夹着大雨点急速倾泻下来,这时一幅用角铁焊接的大标语突然被刮倒(据说还伤了两个人)。当默哀后一两分钟,狂风暴雨即刻就停了,那块厚厚的乌云也被疾风席卷而去(这奇怪的情景绝不是我特意描写的,营口朋友有条件再详细查一下这段历史记载。)为此,我们干校学员们还议论了好多天。追悼会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可这次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确是非常深刻。

后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根本省委指示,我们这批学员要继续学习,理清思想,认清形势,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就这样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教育,这可能也是极其少见的历史现象吧。

后两个月我们再没放过假。大家学习更主动,更紧张,思想也更解放。这后一段学习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性大转折,肃清“极左”思想影响,对后来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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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火娃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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