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初，县委组织部通知我去营口干校参加“工农干部学习班”。当时省里办了一个“工农干部学习班”社会上叫“虎班”，各市、地也开办了这样的班。我们这个班被社会上叫做“猫班”。但不管怎样，还是感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次，我是第一次被用农场唯一一台130汽车，专门送去报道的。这期学员一共有127人，分别来至营口企事业单位、盘锦油田和农村的，其中包括一部分知青干部。计划为期三个月，学习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员共分为三个大队，油田是单独大队，另两个大队是混编的。每个大队分若干个学习小组，大课之外，基本是以小组为单位活动。我们组有四名知青、两名盘锦农场的当地干部，有三名是营口二轻局干部。对学员管理很严格，每周有两三次大课，都是省、市的一些领导或“学者”给讲课（记得到苏共的历史教训、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风等）。读书，主要以学习主席原著为主，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矛盾论”、“实践论”等等。学习期间，我们每天早五点钟起床，各大队要出早操，基本上都是列队出去跑步。油田大队最能跑，每早都得跑十来里地，我们这两个大队跑不了太远，回来再做会操。学员，四人一个房间，早餐以小菜为主，中午和晚上一般是四菜一汤，饭不限量不浪费就行，我们农村来的是最能吃的，城里人直笑我们。学员们在一起都很团结，互帮互助风气很浓，不过学习讨论时大家有时辩论非常激烈（比如对斯大林的争论），不过从没影响关系。

九月初，学员放了七天假，不少学员回单位工作去了，我们沈阳市的几个知青被特许回家探亲。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能回家当然高兴。不过每次回家也总有种说不出的伤感，那时，我爸爸在“五七干校”劳动，半年才能回来几天。妈妈当时还没有落实政策，在机关食堂负责领导餐厅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说不上几句话。妹妹和我一样下乡到盘锦了，两个弟弟在中学读书。政策留城的同学基本都上班了，被安排下乡的同学也有坚决不走的，他们虽然没有工作，但也不太愿意见我。所以每次除了知青一起放假回城，否则我都要提前回去。

九月九日早，我准被先回农场看看，然后再回干校。我买好了去营口的火车票，在火车站买了包糖果，就剪票进站了。不知怎么，那天我就有些晕晕沉沉的，心也烦闷。下乡几年了，每次都有同学、弟弟妹妹接送，特别是知青放大假时，车站接站总是人山人海的，现在好像一切都变了。知青再“光荣”了（能早早回城才是最好的），和所有人一样，知青下乡不过是一种就业形式（最好就扎根六十年）。到站台我很快上了车，找个位子坐下来，拿出一本书看。车开动也没抬头，懒得和生人说话。车开出快一小时，突然通知查票。我坐位离门很近，很快就查到我这，我拿出票递给乘警。他反复看了两遍后说：“同志你上错车了吧？这趟车是去本溪的。”我突然脸上发起烧（感到这错误太低级），周围人一齐望着我。我忙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有什么办法吗？”乘警看看表客气地说：“没关系，这事我们常遇到。这样吧，再有两分钟前面有个小站，你下车不用出站台，十分钟后有趟到沈阳的车，你返回沈阳站要马上去签字，改期明天去还赶趟。”我赶紧谢了乘警就逃到车门去，心里一个劲的责怪自己这是怎么啦？回去还很顺利，签完字，走出站前广场才十点钟。我沮丧地又回到家，可心情一直不好。中午我大弟弟回来说下午没课，我陪你玩玩去吧？我想也好，就说：“咱去中山公园吧？”

弟弟在院里找了两台自行车。那会院里自行车基本都是公车，在走廊一放，大部分没有锁。当时没有人偷自行车（不像现在），车子找不到，也没人报案，准知道是院里人骑走了。我俩骑上车，很快到了中山公园，一毛钱买了两张票进去。先转了一圈，就去看动物。中山公园那时动物不少，虎、豹、狼、狐、猴子、孔雀等不少种。当我们接近动物区时，就听见那些动物不断的吼叫，声音让人听了有些瘆人，特别是老虎和狼的声音，都是头冲天不停地狂吼。游园的人出奇地少。本来心情就不好，没看几眼就和弟弟骑车回去了。

我俩骑到离家不远的路上，突然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哀乐声，这是邻街住户特意把声音放大的，为了让更多人听到。这哀乐声每当从电台传出，人们的心马上就会揪起来。因为1976年里，每当这声音传来，都会有举国震惊的噩耗，先是周总理、然后是朱总司令。我俩马上下车，顺着声音走去。播音员连续重复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沉痛公告后，接着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周恩来’同志逝世。”我马上和弟弟说：“不对，肯定弄错了。”当第二遍时就改为毛泽东同志了。当时听了真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似乎整个世界都暗淡下来。我和弟弟立刻回到大院，这时大院里已经是哭声一片，大人孩子个个如此（可以想象，大院里的人们基本都是跟着毛主席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就是那些阿姨们也都是跟着丈夫风里来雨里去过来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家庭熏染，怎能不如此呢？我相信那种感情绝对是真实的。）刚进院邻居大姐就给我和弟弟一人戴上一块黑纱，我看到她的眼睛都哭红了。回到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所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那时我们凡事都依赖组织，现在离开组织，我感到像一只孤雁不知如何是好？确有一种归心似箭的强烈感觉。我决定第二天不回农场，要立即回到干校。

九月九日晚那一夜我们都没睡好。不少人去单位了，在家的几家邻居聚到一起，一遍遍的听着收音机的报道（别的新闻和节目都没了，除了播毛主席逝世的公告，就是哀乐）。我休息时都快半夜一点钟了，可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会想着中国革命的历史画面；一会又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一幕幕片段；一会又浮现出年初的“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社会传出的种种“政治谣言”；一会又想起了干校老师的讲课内容；甚至还想到了苏联斯大林去逝后，马林科夫接班，又被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历史等等。越想越乱、越想越睡不着觉。

早上六点钟，吃了口妈妈为我准备的早饭，就告别家人直奔火车站。车站里往日的喧闹声不见了，甚至孩子的哭闹声都没有。我随着人流检票上了车，车箱里的人几乎都戴着黑纱或者白花。车开动不久广播里就又传来中央电台公告的声音。整个车箱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闹心的铁轨声。我一直把头扭到窗外看着，心里想着回到干校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农场和知青们现在能做什么呢？

下午三点钟我回到了干校，按照假期是提前三天回来的。当我走进干校大门时就看到许多学员都回来了，就属我们沈阳几个知青回来的最晚。大家正忙着设灵堂，营口市的学员，到营口纱厂领来了黑沙和扎花用的白纱布（据二轻局的同学说，工厂一律免费向全市企事业单位提供，只要单位有条、有章、有数量就行）。晚饭后，我们学习小组的学员们聚到一起，讨论我们还应该做点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一阵，最后组长说：“大家都是党员，我们在这是临时组织关系，最好要向本单位党委写一份思想汇报。”大家一致赞同。当晚我们宿舍四位同学就边讨论边写着各自的“思想汇报”。我大概写了三千字左右，觉得满意后，又工工整整地抄一遍。第二天一早，在学校里就邮递出去了。后来听说，农场党委接到我的“思想汇报”后，党委春城书记批示，在农场广播站连续播了好几天，作为知青悼念毛主席的宣传内容之一。

干校是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地方，毛主席逝世干校的领导和教员们想的要比我们学员复杂得多。特别是他们的主要信息和教学内容都是来至省委党校，而当时的辽宁省和上海市正是宣传鼓动“继续革命理论”的急先锋。在这种形势之下，他们难以安排教学了。大课就是集中看电视，收看各地人民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干校有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一百多人看，那会就非常不错了）。小组活动改为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再就是参加营口市组织的各项悼念活动。原教学内容基本停止了。

中共中央组织召开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营口市也在政府广场组织召开了大规模追悼大会。参加的人员非常多，可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干校学员队伍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入场了，是在正对主席台最前面的方队，主席台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主席台上方有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配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一条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下午三时整追悼大会正式开始，这时本来就很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块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当主持人宣布默哀三分钟时，狂风夹着大雨点急速倾泻下来，这时一幅用角铁焊接的大标语突然被刮倒（据说还伤了两个人）。当默哀后一两分钟，狂风暴雨即刻就停了，那块厚厚的乌云也被疾风席卷而去（这奇怪的情景绝不是我特意描写的，营口朋友有条件再详细查一下这段历史记载。）为此，我们干校学员们还议论了好多天。追悼会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可这次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确是非常深刻。

后来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根本省委指示，我们这批学员要继续学习，理清思想，认清形势，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就这样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教育，这可能也是极其少见的历史现象吧。

后两个月我们再没放过假。大家学习更主动，更紧张，思想也更解放。这后一段学习对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性大转折，肃清“极左”思想影响，对后来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