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在中学读书，那时特别兴游行，什么“十六条”，什么“红卫兵成立”，什么“打倒某某某……”几乎几天一场。情绪激昂的一群学生，自以为胸怀天下，放眼世界，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地点都敢闯一闯，殊不知被一种错误思潮摆弄，不能自已，尽干些可笑没用的事。这样的日子折腾了几年，一场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们班五十名同学留津名额仅有三五人，绝大部分同学奔向祖国四面八方，农村、兵团、农场、边疆。我因为天津西郊区有亲戚，正好符合当时政策，允许投亲靠友，于是稍做准备。当时凭下乡证明可以购买木箱一只、木棉褥子一条、棉线毯一条。

我下乡的地方叫大芦北口村，是西郊区一个较大的村庄，坐落在峰山庙南。此村有几千口人，近万亩土地，旱田、水田、园田都有，农作物类型比较齐全。村里有一条大街，从村北直贯村南，村东西还有二条小路，房屋多是土坯盖成。农村活计是实打实的，需要辛勤的劳动，庄稼才能有好的收成。战天斗地的生活又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原以为就此告别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殊不知下乡不久便又赶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农村式游行。

那是1969年冬季，隆冬腊月，滴水成冰，土地冻得出现好多裂缝。人们早早吃过晚饭，无非是玉米饼子，菜汤咸菜，便早早上了炕休息。忽然各家小喇叭响起来:“贫下中农同志们，知青同志们，听到广播后请到各小队集合，参加全村游行！”冬天是农闲季节，那时没有电视，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爱串门的人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早。于是人们又爬起来，穿着厚厚的棉衣，三三两两向各小队集中。农村庄子里土路高低不平，又没有电灯，月光下一个个黑影走动着，映在山墙上，像是走动的驼群，又像是一幅幅泼墨图画，十分醒目。约莫七点钟，人们才陆续集合齐，挤在连三间小队部，互相问候着、打听着，社员们抽着粗劣的旱烟，互相交换品尝着，吐出白色烟雾，十分呛人。晚到挤不进屋子的人们只能站在院子里，跺着脚，互相打斗着，戏虐着。牲口棚连着小队部，有的人乘机到煮马料大锅抓一把煮熟的食料，挑拣其中黄豆、黑豆，津津有味地嚼着。几个知青们也学着社员的样子，吸着烟或互相窃窃私语。妇女们自然分成两组，一拨是结了婚的妇女们互相闲谈着家务事，丈夫、婆婆、孩子是她们谈论的三大主题，不时夹杂夫妻之间事，一起哄堂大笑。她们穿戴仍是白天的穿戴。另一拨是没有结婚的姑娘们，不知谁下的通知，都换了装，打扮得和走亲戚一样。她们互相比试着衣服、鞋子的式样，在烟雾迷漫的灯光下，显得十分耀眼，十分热闹。有几对情侣，偷偷凑到一块，拉拉手，亲热一番。人们不像在参加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倒像是一场集体团拜会、一场喜庆的见面会，游戏在农村夜晚每一个角落。墙旮旯里有几个历史有问题或现行有问题的人，哭丧着脸，想是又该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十分不安的样子。

人齐了，政治小队长（那时有这种编制）将大家领到平时演露天电影村南头广场上，全村八个小队也有二千人队伍，占据整个广场蛮壮观。先是大队书记讲话，后是民兵连长讲游行顺序。会场很乱，天气很冷，人们基本上不听讲话，慢慢地原地走动着取暖。开始游行，大队宣传队带领大家，从村南大街向北行走。二千人队伍不像中学时那样整齐，松松散散，队尾是几十个四类分子，都低着头，被基干民兵押着，显得十分特殊。队长喊着时令的口号，人们不经意地随着附和着，声音参差不齐，不时还有人出怪调，惹得人们大笑起来。一会儿队长吩咐几个知青们唱几句歌曲，知青们便哼哼了几句。不知什么时候，大队宣传队从小学校取来锣鼓，在大街宽广地方敲起锣鼓扭起秧歌来。男女队员都一律穿着解放军军装，打了脸，十分好看。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看表演，队伍更加混乱,有的停下来挤成一团，没人专心游行了。不爱看热闹的人趁机溜号了，爱凑热闹的人，伸长脖子挤着看秧歌，议论着谁谁好看，谁谁扭得好。好在从南头到北头一里长路，半小时也基本走完。月光下，人们开始结伴往家走，搞对象的尽往黑处走，胡同时不时传来狗的吠声和人们的呵斥声。小队生产队长乘机高声吆喝指派明日的活计:“某某某，明天去西洼挖沟，某某某明早去积肥……”至于游行内容没有什么人去议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各小队记分员忙碌着统计谁没有来到，以便给他扣工分。

这场游行就像是集体赶了一趟集，在北方寒冷漆黑的冬夜里，农民们以自己的方式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游行着夜晚，游行着人生，显得那样轻松愉快。人们如同黑夜天空上的星星，不管月亮多耀眼，她自己眨着眼，轻闲着，恬静着，布满在宽阔无垠的夜空中，那么自信、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