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昭雪悄然来临
毛泽东主席去世的这一年，有了三年教龄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了。这年年底我被调到固原南郊中学，担任了高中语文教师和班主任。
一九七九年，我教语文并担任班主任的这个班级毕业了，它打破了南郊中学建校以来在高考中零升学率的记录。破天荒地有两个学生考上了大学，有三个学生考上了中专。一时间整个南郊中学乃至整个南郊公社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就在这一年，我被选为固原教育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获得这样的称号，尽管以后我还多次被选为各种"先进"，但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所有的"先进"都不再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来冠称了。
同样在这一年，大约是年底的一个晚上，学校召开例行的教工会。那天我正巧感冒了，就对敬校长说："我头痛发烧，今晚能不能请个假？"
敬校长说："今天的会不长，但很重要，你最好参加吧。"说完他似乎有点意味深长的对我笑了笑，就含着旱烟锅走了。
我当时也没怎么在意，就忍着头痛去参加会议。那天的会确实不长，也就安排了近几天要做的一些事情。临散会时，敬校长突然说还有文件要传达，说时，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感到奇怪，心想，校长今天怎么了？但我还是不动声色地听他读文件，结果，却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字：
"……朱××于解放前曾向敌人报告我地下党员李××一案，经查，证据不足。特此撤销原××单位关于朱××历史结论的××号文件……"
我惊呆了，半天没有反应，因为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它完全没有一点预兆。我反复回味着"经查，证据不足。特此撤销原××单位关于朱××历史结论的××号文件"这句话，好像是做梦一般，这不是说给我父亲平反了么？但给我父亲平反的文件为何要在我的工作单位传达呢？
十年来，看到和父亲一样蒙受着各种不白之冤的人们，都已经无奈地接受了上苍加给他们的命运，我对父亲的平反也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这平反文件却在我不再等待时悄然来到了我面前。
我只顾发呆，敬校长早已经读完了文件，他笑着问我说："你感谢吗？"
我愣了一下，一时竟不知说啥好。结果我默默无语黯然而去，我想，身后那几十双眼神肯定非常惊异。
当我回家对父亲说了这经过时，父亲却似乎早已忘了自己十年来所受的伤害，只是埋怨我说："你应该说几句感谢的话啊，不管咋样，人家总算是还我清白了。如果人家不给我平反，咱不是也没办法么？"
是啊，比起那些错戴了几十年"帽子"的，比起那些被抓入监狱多年的，比起那些含冤而死的，比起那些家破人亡的等等，我们的确应该庆幸，应该知足，应该感谢了。
我想，我和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永远记住我父亲平反的这一年--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就在这一年，强迫性的知青下乡运动全部停止了；就在这一年，"政审"不再为难我家，我的小弟高中毕业直接考入了大学；就在这一年，千千万万被错划的右派案和被错定的反革命案都得到了纠正；就在这一年，所有的地主富农都摘掉了"帽子"，变成正常人了。这一了不起的举动打碎了多少所谓的"四类分子"以及这些"分子"的家人、"分子"的后代、"分子"的亲属们的精神枷锁？又化解了多少人的不平与敌意？转化了多少对建设祖国有益的力量？它的深远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啊！
十年迫害源于一封匿名信
当年父亲被群专后，在有些人的添油加醋下，将案情编得活灵活现。那时听到我耳里的演绎是这样的：
说固原当时有一个姓李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以照相为职业掩护。解放前夕，这个姓李的人到我父亲所在的照相馆洗胶片，胶片上照的是固原当地所有反动上层人物。之后这姓李的人就向革命老区撤退了，准备在夺取政权后，根据照片资料抓捕所有的旧政权中的反动头目。但由于我父亲向敌人"告密"，这姓李的地下工作者在去根据地的半路上被敌人抓住了，解放后被营救出狱，后来做了固原县某军事机构的政委。
作为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就被告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因此当我初次听到关于我父亲的"罪行"时，我看父亲立刻就丑恶起来，觉得他不是与我生活了十几年的父亲，而是共产党的敌人，是《红岩》中的蒲志高--那个人人唾弃的，向敌人告密的可耻叛徒。然而听多了有些人越传越神的演绎故事，又觉得故事本身存在着很多漏洞，我心中的疑点也愈来愈多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怀疑这一案子的真实性了。
首先，我父亲本人并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想来也无法得知那李某某的真实身份，就是想对国民党政府报告他也无法报告。
其次，我父亲解放前仅是王某某所开的照相馆中的一个普通伙计，那照相馆中当然并不是仅有我父亲一个人，还有老板和其他雇工。即使那姓李的地下革命者在撤退之前真的去过这家照相馆，凭什么就肯定是我父亲出卖的，而不是别的人出卖的呢？又为什么不可能是照相馆之外的什么人告发的呢？
第三，如果是我父亲出卖的，那么，他又是在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出卖的？
第四，那姓李的人既然以照像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那么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照相馆冲洗这些重要的胶片呢？那样不是安全得多吗？
几十年后，当我将当初所听到的有关"案情"的传说对父亲说了后，他先是哑然失笑，后又非常愤慨，他断然地说："简直是胡编乱造。"
案情疑点很多，甚至可以说，当年有关机构能够让这样的举报和传说立案，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然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单位的领导换了又换，固原地县两级政府的官员也换了又换，却没有一任领导敢负责任地听取父亲的申诉，负责任地查证落实，对这一所谓的案子做个公正的处理。
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十年中，为自己讨清白和为子女卸枷锁成为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为此父亲跑细了腿，写瘦了手，说累了嘴，伤透了心。无数次申诉，无数次上访，无数次看冷脸，无数次被敷衍，无数次失望，无数次愤怒。但平反一个人哪能像平反麻雀那么容易呢？那麻雀今日尚被当四害之一来捕杀，明日因伟大人物的一句话，还能立马被当成益虫来保护呢。
一九七一年夏天，万般无奈的父亲又给当时的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建民写了一封申诉信。父亲怕有关机构扣押这封申诉信，就把信寄给《宁夏日报》，请求报社代为转交。《宁夏日报》给了我父亲一个回复，大意是说，我们收到了你的申诉信，并且已经代为转交给有关部门。后来经父亲单位有关人员证实，那封信经上面批复，又回到了父亲所在的单位。至于具体的批复内容是什么，至今不得而知。
父亲给康建民写了信，我也给康建民写了信，而我们父女两人写信的时间恰好是同一年的同一个季节。父亲是为他的不白之冤而申诉，我是为我在招工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申诉。可是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父女之间压根儿没有互相通过气，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给康建民写了信。
我没把写信的事告诉任何人，是想着万一我因此遭了难，一人做事一人当，就不会牵连别人了；父亲不把写信的事告诉别人，也是出于这种心理。直到二○○六年十月，因为我的这本书，我们才互相说出了这些往事，彼此慨叹不已。幸而当年上面没有拿这些事情整我们，否则，如果认定我们父女俩人是密谋好一起行动的，我们可是百口莫辩了。
也许是康建民的批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许是父亲的单位及单位的上级，实在是没有理由拖延了，也许是他们确实找不到什么证据，又实在是不敢将此案一风吹掉，最后，他们竟然在一九七一年底毫不负责任地拿出了这样一纸结论，算是给了个交代。该结论中说：
"朱ＸＸ：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出身店员……朱ＸＸ在解放前曾向敌人报告过我地下党员李峻青同志，查证属实，予以认定。但因该朱无反动身份，也未造成严重后果，特此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这一结论在会上宣布后，父亲当场表示："我是清白的，这个结论我不接受"。
后来，针对"查证属实"几个字，父亲要求有关人员出示证据,他们却都哑口无言。也许他们自己都感到理亏吧，见我父亲是那样气愤和那样的不罢休，当时有一位领导竟用商量的口气对我父亲说，那就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中的"政治"二字去掉吧，你看行吗？"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好像是在做什么买卖，搞什么交易一样？实则是他们无法用证据定案，又不敢（或者说不愿）翻案，就搞出这样一个"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连办案人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与被害人商量结论中的措辞问题，这实在是只有在滑稽的年代里才能所发生的滑天下之大稽的故事啊。
父亲不理会他们关于修改措辞的提议，强烈地要求继续调查，直到查个水落石出。这种案子，要么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要么清清白白，纯属错案，绝没有中间结论的可能。父亲也毫不含糊地向上面表示："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向敌人报告了地下党，那么我愿意领受最严厉的处罚；如果查清楚我没做过这种事情，那就应该给我彻底平反。"
让你想不到的是，父亲的领导居然息事宁人地劝说道："算了吧，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这就不算什么问题了。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不是还在单位上班吗？又没有把你怎么样。"
好一个"又没有把你怎么样"！说得真轻巧！
老人们常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母亲的英年病故使父亲中年丧妻，使我们幼年丧母，这人生三大不幸就有两个降临了我家。然而这两大不幸加在一起，与父亲蒙冤以后给我家带来的灾难和痛苦相比都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父亲蒙冤时才四十岁，以后的十年应该是父亲最年富力强的十年，然而它却成了父亲最痛苦的人生阶段，在独自养育六个孩子的同时，还要背着黑锅忍辱含悲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追寻着政策的阳光，寻求着法律的公正。
这十年应该是我人生最美好、最关键的十年，然而它却成了我此生最艰辛，最屈辱的十年。作为父亲长女的我，在乡下百般努力万般争取，然而一个所谓的出身问题总是阻挡着我的回城之路。
这十年应该是弟妹们茁壮成长的十年，但倒霉的遭遇却使他们过早地咀嚼了人生的艰辛。弟弟妹妹们萝卜白菜稀面条，饥一顿饱一顿吞着眼泪度日。我姐弟几人陆陆续续到了求学、求职、谈婚嫁的年龄，父亲的冤案却像一把隐性钢刀，暗暗地悬在几个子女的头上，随时都会砍下来，砍掉你的希望。
我的大妹小小年纪在砖瓦厂打零工，每天要搬摞数千块砖，累死累活还生怕被人家辞退。为了生存，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大妹爬上宁夏区建公司来固原招临时工的敞篷"东风"卡车。这辆车在风雪中行进了十数个小时才到达工地，而车上的四十多个男孩和女孩此时已经冻得不会下车了。当晚她们才知道，今后的床铺就是工地上的几根木条子。
同样是为了安身立命，大妹后来又早早将自己嫁了出去……
谁能知道那整整十年的蒙冤和株连，对当事人一家该是怎样的一种灾难呢？
但这次结论也有对父亲有利的方面，那就是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确定父亲本人出身为"店员"，而店员的政治地位完全等同于工人和贫农。所以在愤慨结论不公平的同时，父亲又倍感宽慰地对我说："我的个人成分人家也给我确定了，是店员。"
我也高兴我们终于不用按曾祖父的中农成分填表了。要知道，中农比店员的政治地位可就差远了。
从那以后，父亲继续上访，继续申诉，也继续着自己的悲哀与愤慨。有一次，父亲找到当时的固原县革委会主任李世英，对他诉说自己的冤案，李世英质疑说，李某某不是地下党员啊，他是解放后工作的。
父亲得到这一信息，感到有了新的希望，既然李某某不是地下党员，那么我怎能"解放前向敌人报告我地下党员李某某"呢？等父亲把李世英这话转述给办案的有关人员时，那些办案人又说："不是地下党员，也是地下工作者嘛。"
父亲转回头又去去找李世英，李世英打电话给县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王立刚，让王立刚亲自看看案卷，复查此案。
过了几天，父亲去找王立刚，询问复查结果。王立刚对我父亲说："你的事情清楚着呢。"
父亲不解其意，这"清楚着呢"到底指的是证据确凿，罪行确实呢，还是指毫无证据，一清二白呢？于是，父亲还站在原地不动，等待着王立刚的下文。
那王立刚却蹲在地上（当时他两人在院子里谈话），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这事情的来源是啥呢？"
父亲觉得王立刚这句话中似乎有疑问，也有某种暗示，就猜测地问："莫非是一封匿名信？"
王立刚微微一笑，不再置一词，算是默认了。
尽管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都感到这事情"清楚着呢"，是没有悬念的问题，但仍然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推翻这个案子。那时，犯了"左倾"不过是认识问题，犯了"右倾"就是立场问题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左了保险，右了危险"。
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后，上层的有识之士们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紧接着，我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用著名作家王蒙的话来说，这是"第二次解放"。在这种大气候下，在我父亲的反复申诉下，上级才大胆地撤销了那名为"查证属实"实则"查无实据"的结论，算是还了父亲一个清白。并根据父亲的要求，给我们姐弟几人的工作单位都发了一份平反文件，这才出现了我在上一集中所写的那一幕。
记得父亲当时对平反文件中的"证据不足"几个字很生气，也很忧虑。他想，明明没有任何证据，为什么不说'查无实据'，却要写个"证据不足"？这不等于说还是有证据的，只不过"不足"罢了，这不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尾巴嘛，下一次运动会不会又给我找麻烦。
当然父亲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个年代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把人搞错了，在不得不平反时，往往要给你留下一个尾巴，以备后来再给你搞一个"续集"。
当时我对父亲说："平反文件中，都采用'证据不足'这样的用语，这是规范的司法用语，你就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再说，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我看上面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乱整人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文革中人们总结的一句话："八分钱一封匿名信，让你外调跑半年"。可恨这八分钱的匿名信不但让父亲所在的单位跑了好长时间的外调，也让父亲蒙冤十年，让我们姐弟受牵连十年啊。
几十年后，当我与父亲对坐而叙述当年的这些事情时，父亲已经非常平静了。我愤怒而感慨，他却谈谈地说："唉，只因为一封匿名信，就整了我这么多年。"说着，他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站起来说："行了，不说这些了……"
我惊讶于父亲的平静，惊讶于他的麻木。但是，如果我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也只有到这时我才想明白，其实从父亲的上级对这件"案子"的处理中，早就应该看出他们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试想一下，在那因一篇文章就能判人死刑的年代，如果父亲真如第一次结论中所说，是"查证属实"，那最轻也得给父亲戴上"反革命帽子"，哪能仁慈地只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呢？
为了核实他当年被批斗的情景，我问他："听我大妹说，那时，面对污蔑、诬陷和侮辱却又无法申辩，你无奈之下只能以呼喊毛主席万岁来表达自己的悲愤。"
父亲却断然否认说："没有！我喊万岁干什么？"
也许是我大妹记错了吧，也许是我父亲忘了吧，我常常发现父亲清晰的记着自己是如何一次次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但对自己挨整的痛苦与狼狈总是采用淡忘和淡化的方式处理，譬如当年被人押解着回来抄家，他只说是"领着他们来取东西"，譬如提起当年他被单位非法拘押了几个月，他只是含糊地说"查了我几个月"，又如他把人家勒令他交待问题说成是"给我谈话"。而且今日他还"好了伤疤忘了疼"地说："我没有受过政治压迫，尽管那时他们整过我，但他们心里明白我是冤枉的，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清白……这就不算是政治压迫了……"
哎，淡忘了也好，淡化了更好，省得它影响父亲今日乐观积极的心态。
父亲不在意自己的挨整，却很在意自己的平反昭雪。当他听说我的回忆中将要写到他的蒙冤，他便吩咐我说："你写我的挨整，也要写上我的平反，那才算完整，不然别人还以为我真的干了坏事呢。"
听了他的话，我点头答应着，心里却异常酸楚。
今天，已经八十多岁的父亲每天早上都散步五公里。退休二十五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固原县城的每一个角落。用大弟的话说，父亲天天到处"视察"，回家来便兴致勃勃地对子女们说哪儿哪儿新建了什么楼房，哪儿哪儿新修了什么街道。他就是这样热情地关注着祖国的发展。父亲还盼望着台湾早日回归，并且乐观地坚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于那些无旧可怀，然而又盲目怀旧的人，对于那些妄谈"今不如昔"的人，父亲总是遗憾地称他们为"幼稚！不懂历史！"
我想，父亲属于那种经过严冬而更知春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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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之泓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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