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获益于"统筹解决"

我回城一年多后，我的大弟也下乡插队了，但大弟的命运比我要强许多。这里我要提到一位知青家长，他就是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李庆霖。是他的一封告状信才将下乡知青的生存危机上达了天庭。

李庆霖的大儿子于一九六九年下乡，后来在农村穷得难以度日。李庆霖站在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上，大胆地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告了御状，沉重地述说了一个父亲的不平与悲苦。他的信辗转数月，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转交到了毛主席手中。八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阅此信后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中说：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附李庆霖的原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巳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风，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时，我已走进固原师范一年多了。当时全校师生都坐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由李志强校长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复信和李庆霖的原信。中国人都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所以当听到毛主席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时，我就像是一个被母亲误解了的孩子，在经历了一番苦难后又重新被母亲搂在了怀中一样，不但满心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而且还感激涕零。

这时我的大弟已经初中毕业三年了。大弟毕业后没有立即下乡，而是到处找临时工干，后来总算弄到一个翻砂学徒工的名额。大弟进了厂后，每日努力地学技术，卖力地干活，很快就得到了厂里的好评。正当我们一家都满怀希望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说其它同去的徒工都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唯有我大弟等四人被清退回家。因为这四人都是历届初中毕业生，属于上山下乡对象，不得招为学徒工。而那几个获得了批准的幸运儿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具备做"知识青年"的资格，也就可以免去"接受再教育"。

面对现实，大弟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乡的问题了。他整天出去打听。后来听说前半年下的一批要分配到六盘山下的什字公社，后半年下的将会分配到固原县头营公社。这两个公社相比，什字公社显然比头营公社更贫困一些。我弟弟就打定主意硬拖着，直拖到一九七四年六月，如愿地被安置到头营公社马园大队。

大弟是我们家第二个下乡的人，他正好赶上了李庆霖告御状之后的"统筹解决"政策。第一年给二百七十元生活费，比我的两倍还多。每月供应四十斤粮食，公社还给他们办了知青灶。在基本不饿肚子的情况下，大弟干什么都爱动脑筋，学什么都很开窍。可以说是干一样会一样，会一样精一样。他先给生产队倒砖坯，倒的砖坯边沿齐整，坯面光堂。接着又学犂地，很快就犂得又快又好。接下来又去学赶马车，不几天就成了一个游刃有余的车夫。靠着自己的好声誉，大弟下乡半年后就被公社打井队选拔走了。从此大弟便追随着打井队，从事着向地球深处要水的神圣事业。这一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两年。头营公社打井队共有二十多人，只有我大弟一人是知青。

随着一口又一口深井的完工，打井队也从这个队到那个队不停地转移着。吃饭也是游击式的，而且所到的队里都不收粮票和饭钱。因为打井抗旱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生产队都非常感激，哪怕自己少吃一口，也要让打井队的人吃饱。我大弟不但挣的是高工分还因此省下了不少粮食。

一九七六年固原六盘山水泥厂招工。这时我父亲的"问题"已经有了第一次结论，被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大弟便被招进水泥厂当了一名钳工。

其实大弟的真正特长是绘画和雕塑，大批判年代他的特长倒很有用武之地，学校批判专栏的插画和版面设计非他莫属。闲暇时他常在家里用铅笔临摹毛主席画像，有时也勾勒一些面目慈祥的老贫农头像和一些表情坚毅的工人头像，所摹所绘都非常逼真。他还将家里的一尊毛主席石膏像放在桌子上，挖来院子里的黄土和成一团泥，眼看着石膏像，手将泥团捏来捏去，竟然捏成一个惟妙惟肖的毛主席泥像。见过的人都惊讶得连声称赞。然而"东风不与周郎便"。大弟小时候可不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花了钱去报名上这个那个的特长班，下乡后也没有机遇去满足自己的爱好，发展自己的特长，进工厂后所干的工种更是与艺术无缘了。

二○○六年，固原六盘山水泥厂效益欠佳。大弟虽然已经升职为某分厂的副厂长，但随着他所在分厂的撤并，大弟也在距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十年时就"内退"了。而我那同为知青出身的大弟媳，也早几年就被迫"内退"赋闲在家了。还有数也数不清的知青们都是当年先后下乡，后来先后回城，现在又先后下岗了，真正算是完成了下乡--下岗的人生经历。

今天，审视了我们这辉煌的一代知青在改革中的遭遇，当年中断学业下乡对这一代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才更加深远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