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简历：

朱之泓，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到师范学校中教班读书。1974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至1984年在宁夏教育学院进修。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后相继被评为宁夏银川市的“三八教学能手”与“师德标兵”。2008年退休开始写作，《与女儿说家事》一书即将由宁夏出版社出版。

求助文革新贵

当张明星提醒我到县上托人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苏醒，他是杨郎中学教师朱秀兰的丈夫，我经常在他妻子那里借宿。但我一向比较自觉，从没有借这层关系求过他什么。这次我可一定要拉下脸皮去求求这位文革新贵--固原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同志了。

但正像老辈人说的："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我迟迟不敢向他开口。我想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本县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管大事的大人物。我能否被录取是关系到我命运的大问题，但在他看来又算个什么呢？加上他正处于前途无量的时候，怕也不便于帮我这种家庭背景的知青说话吧？要是他一句话就回绝了我，我有勇气直面这种绝望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张明星告诉我，由于杨郎公社的强力推荐，三营区革委会已经正式通过了。他催问我是否已经在县上托了人？我一听又高兴又着急，心想再不鼓足勇气求苏醒就没有机会了。

可是当我下决心走进苏醒家时，我却踌躇着不知该怎么把话题引到我要说的事情上。那时我真傻，还希望他能主动问我一句，我也好顺水推船地求他，然而他见了我的面却一个字都不提招生的事。不得已，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口问他："招生的事县上研究了吗？"

苏醒不冷不热地说："还没有。"就没有下文了。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接下面的话茬。

这时朱秀兰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用试探的口吻对苏醒说："朱珠这次被公社推荐上报了，三营区上也通过了，你给县上说一下吧，她一个人在这里确实可怜得很。你没去过她住的那个窑洞，唉，冷得哦！人进去都站不住。"

听到这里，我一是被朱秀兰的话触动了伤心事，二是感动朱秀兰替我说出了想说而不敢开口说的话，那眼泪就喷涌而出。

时值严寒季节，苏醒坐在火炉边搓着自己的双手。可能天气的寒冷使他容易理解妻子对我窑洞的介绍吧，他没有啃声。过了一会儿，他眼睛照旧不看我，而是看着身旁的其他东西说："你不是给上面领导同志也反映过自己的情况吗，你要相信组织嘛。"

我吃了一惊，"给上面领导同志反映"？他知道我给康建民写信了？这对于我是凶还是吉呢？所以我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我回避了这个话题，只是继续强调我的困难，我的可怜。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悲情牌"。

但不管我怎么说，苏醒始终没有正面答应我什么，只是打着官腔说："这都是应该让组织上考虑的，你要相信组织嘛。"

"相信组织"？我相信了这么些年了，相信的结果又怎样呢？而且，我也不懂他所说的"相信组织"到底是什么含义。是相信组织会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录取我？还是相信组织会坚持原则刷掉我？或者是相信组织不论怎样做都是正确的？

我理不清他话里的实质含义，只觉得有一股失望的凉气游走在我的脊髓中，我禁不住连连打寒颤。但此刻我也无法对他说出自己心里的抱怨和质疑，我只能假装接受了他的意见。

从他家出来后，我心里一团纷乱。我想人们都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处在今天的地位上，考虑的可能是如何使自己在政治上进步得更快一点，哪能理解我过的是怎样悲观绝望的日子？继而我又感到万分屈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没出息？为什么要动不动在人家面前掉那些不值钱的眼泪？

哎，这趟来的效果到底如何，不是我能预测的。哪怕是厄运也罢，那也是迟早要来的，既然迟早要来，那就让它早来吧。

窑洞里的最后一夜

一九七二年三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和我一起参加招生考试的李姓男生对我说："你知道吗？咱们几个都被录取到固原师范了，你分到中教文科班了。"

原来这位男生急不可耐，已经到县城找熟人打探过了。听说自己被录取到了固原师范，他又跑到学校看了那贴在墙上的新生分班名单。

我有点喜出望外。我不但被录取了，竟然还被分到中教文科班了，毕业后将是一个中学教师了！惊喜之余我又想，该不是他弄错了吧，他总没有骗我吧？于是我强压住紧张的心跳，装作很冷静的样子问："你没有看错吧？"

小李拖长了声音说："哎--看你说的，这咋能看错呢？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又急忙到公社去打听，张明星笑着说确实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世界上的事真是瞬息万变呀，昨天我还耽惊受怕，今天我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此刻走在杨郎街上，我看见任何一个人都觉得他是那么的可亲。当天我便饱饱地吃了一顿干捞面，吃完饭后喜滋滋地想了一下要办理的一应事务，排列了它们的先后顺序：

1.到生产队结清所有的账务。2.到大队开出户口证明。3.到三营派出所办理户口转移关系。4.拿着转好的户口关系到三营粮库办理粮食关系。5.将用不着的东西或卖或送都处理掉。6.拿着户口关系和粮食关系，背着行李到固原师范报道。

我手持那盖着大红印章的《入学通知书》，不费什么事就顺利地从大队开出了户口证明，又顺利地在三营派出所办好了户口迁移证。

一切办妥后我兴冲冲地从三营返回杨郎。一路上我将那张户口迁移证看了无数遍，看一看装进口袋里，过一会儿想起上面某个词语，我就再拿出来看一看……即便是装在口袋里不看的时候，我也忍不住总想用手摸那装着迁移证的口袋，每摸一次我都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张纸片确确实实在我的口袋里装着。于是我的心里便格外踏实。一会儿，我又不放心地把手伸进口袋，将那两张纸片尽可能地往衣袋的里边塞一塞，只怕有什么魔法会让它自己掉出来被风刮走。

想起有一次，我和队里的张美琳还有连英三人一起去三营。我们边走便闲谈，说着各人的心愿。

连英那时刚订婚，正是爱臭美的时候，她说此时最希望大风能刮来几张钱，好用它买两件新衣服穿。

张美琳当时才与婆家分了家，娘儿几个连住处都没有，又正面临着被丈夫抛弃的危险，她说最希望大风能刮来几十根椽子，好用它盖一间房子。

而我却说："我最希望大风能将我的户口刮来，好让我拿着它回城里去。"

显然我的愿望最不切实际了，她们俩一听，都忘了自己的忧愁，一起笑起我来。说路上捡椽子、捡钱都是可能的，但咋也不会捡到自己的户口啊。我也苦笑了一下，算是承认自己在痴人说梦。

而现在我的眼睛和我的手都告诉我，这户口确确实实已经拿到了，我能不高兴得发晕吗？户口啊，你这张薄薄的，但却决定人命运的一张纸片，拿到你说容易也真容易，几分钟就从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了。说不容易可真不容易，若没有这张《入学通知书》，你就是哭干了眼泪，耗尽了生命，也休想以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为依据，从派出所拿到这张"户口准迁证"。

在我的上学问题落实了以后，我检查了一下我的口粮，发现还剩下五十来斤麦子。如果此番不能被招生的话，这五十来斤麦子还要维持四个多月的生活呢。然而现在我要吃商品粮了，现有的这点麦子一下就成了我的"余粮"。同队的干部家属兰英姐想要这几十斤麦子，我就全部兑换给了她，她按国家牌价给了我粮票和钱。那时候一斤麦子一毛三分六，五十多斤麦子一共卖了七块钱。我用它扯了一床新被里，用以替换我那实在不能继续使用的旧被子，这样我又近乎一穷二白了。想到我的洗脸毛巾也不能登大雅之堂了，还要买牙膏呢，而最后回城时还要买车票和打行李票，我又发愁了。思前想后我决定把我窑洞的门板卖了。这门板是我当初用八块钱买来的，我走后本该把它留给我的房东，让那破窑洞保留它的完整。但当时我立等用钱，只好厚着脸皮做出了人走卸门的事。

我很快就以八元钱的原价与本队一户姓陈的人家成交了。考虑到我走后陈家再去卸我的门板不好面对房东，我就让买主在我走的前一天把门板卸走了。

记得买主来卸门板那天，房东姨娘站在一边看着不说话，神情是那样的惊异。待买主扛走门板后，她遗憾地对我说："哎，你要卖门板，咋不早言传一声，你要早言传咧，我就把这个门板买下了，省得旁人来把它卸走。"

闻此言我羞愧得不敢抬头看她的脸，只能强装镇定地说："我不知道你需要这门板，我想我走后，你可能就要拆掉这个窑洞了。"

我知道这个解释是不能让房东姨娘相信的，我就像一个说了谎话的孩子，吓得再也不敢与她直接照面。假如她当时斥责我不该连门板都卸下来买掉，我想我会坐在地下放声大哭一场的。

后来，为了临走卖掉门板的事，我整整羞愧了几十年，也整整疼痛了几十年。

卸掉门板那天，我的窑洞分外难看，它大张着那破烂的门洞，任大西北春季的黄风尽情地肆虐，风裹着尘土，毫无阻挡地在我的窑洞里旋进又旋出。那往日放米面的土台子上此刻空了许多，盛过黄米的破纸箱像快要倒塌的房子一样歪歪斜斜地立在那儿，一个粗瓷碗和一双筷子凌乱地放在锅台上。

这天晚上我又将屋里的小土仓扫了一遍，把清仓后的一点麦草和牲口粪等都撮起来填进我的炕洞里。待炕面上有了温乎气儿后，我铺开被子和衣而卧。敞着门的屋子里委实冷极了，我冻得睡不着，后悔没有出去借宿。但转而又想，这样也好，在这挖掉了门的窑洞里睡最后一夜，好让我永远记住这段经历，永远不要忘记世间还有一种事物叫做"艰难"，它常常会与我们不期而遇。

最后我干脆不睡了，起来靠墙坐着想心事。想当初造反和插队时，我和很多青年一样，都被毛主席几十年前立下的豪言壮语激励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可是几年过去了，我又偶然得知，毛主席在他的这段话后面还追加过一句补充语，那就是：

"这句话没有阶级性,不要用了"

直到这时我才痛切地知道了，天下不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社会也不是我们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只有这无尽的"思想改造"是专属于黑五类和"黑五类子女"的，我们必须无怨地接受它……我们这狂妄而无知的一群青年啊！我们这被命运揉搓着的一个社会阶层啊！谁能给我们诠释"命运"这两个字？

天终于大亮了，我捆好了行李卷儿，出门之前再次摸了摸我贴身的衣袋，知道那两张像生命一样珍贵的纸片，此刻千真万确地装在我身上……我又揉一揉眼中的泪水，向毛主席像做最后的告别。毛主席：我惭愧呀，为了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我要放弃"扎根"的誓言从这里逃走了。

路，还是这条路，从我的屋前到公路边的等车点只有一华里。想想来时和走时的不同时间，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里面包含着某种宿命？

来时正是深冬，走时恰是早春；来时裹着夜色，走时迎着晨风。

没有话别，社员们都上工去了；没有犹豫，我快步踏上了归程。

可我逃走了，那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苦熬的农民该逃向何处？从那时候起，一种逃离艰苦农村的负罪感一直若隐若现地伴随我终生，后来，这种负罪感渐渐变成了我对杨郎的终生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