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河南又逃出
虽说食不果腹在生理上是痛苦的，但贫下中农并不比我强多少，有他们陪我一起度春荒，我的心理是平衡的。可出身问题却是我独有的灾难，这是不能向人明言，不敢对人抱怨，只能咬牙忍受的痛苦。当政治上的灾难与生理上的痛苦一同在我的命运中兴风作浪时，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刚来时的雄心壮志。在迷茫与困惑中，我想也许回到老家接受再教育会好一些。老家农村毕竟还有我的二婶与我的三个舅舅，十五公里外的洛阳城里还有我的小姨妈。靠着老家众多的亲戚，日子总不至于比杨郎更槽吧？
我先向洛阳的小姨说了我的思想苦恼与生活困境，提出想回老家看一次。小姨当时是洛阳专区医院的护士，见到我的信之后，她立即回信同意我的意见，并提出由她负责路费。我又对父亲说想回老家看看，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回老家的真正目的。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深沉"，凡没有把握的个人打算，都先不对任何人透露，包括父亲。而父亲恰好想把寄养在老家的我的小弟接来，于是他便主动承担了我回去的路费。
记得我动身前两天就将我最好的一套半新衣服洗了凉在院子里，那时家家没有取暖设备，洗了衣服只能靠屋外的寒冷把它冻干。等我动身前一天晚上去收衣服时，发现它还有点潮乎劲儿，我便让它们继续冻在院里，打算第二天去车站前再把它们收进我的小提包里。谁知第二天清晨我睡过头了，慌忙之中拎起小包就出了门，忘记收回凉在院里的衣服。
往甘肃平凉的长途客车发得早，汽车站又在城外的三里铺，所以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往车站赶。那时固原县的街道路况很不好，我在黑魆魆的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脚踩空又葳了脚，右脚踝骨当下疼了起来，愈是着急，愈是走不快。走出好远才想起凉在院子里的衣服，但已经绝对没有可能返回家中拿它了。
当我穿着一身补丁衣服风尘扑扑地出现在我小姨妈面前时，她眼中立刻泪光闪闪，凄楚地说："闺女啊，你出门就穿这样的衣裳？"
我实在难为情，再三对小姨解释："我并不是只有这身破衣服，我的"好衣服"忘在家里没带来，再说现在穿得越朴素才越光荣啊。"
小姨哪肯信我的解释，她当即边抹眼泪边拿出自己的衣服催我换上。
见到了小姨就像见到了妈妈，我俩的感情立刻溶为一体了。坐在床边说了几个小时的家常话，姨妈还目不转睛盯着我的脸。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小姨说："你还没有暖和过来啊？"
我不解地说："我不冷啊，咱河南比宁夏暖和多了。"
小姨说："你的脸色咋还没缓过来？"
我照了照镜子，感到自己的脸色没有什么异常，就奇怪地对小姨说："妈妈生下我就是这样的脸色啊。"
小姨说："谁说的？你小时候脸可白了，出名的白，大人们给你起的绰号就叫"白闺女"。看你现在的脸色紫红紫红的，不是冻的是咋了呀？"
我明白了，就对她解释说："西北高原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脸色，小时候再白，在那里长几年就变成紫红的了，因为高原的紫外线很强烈。"
小姨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说："唉呀，宁夏是那么赖（即恶劣条件）的地方？你们出门恁多年，一直住在那蛮子地方，咋就不知道早点回老家来呢？"（蛮子：以中原人自居的河南人将少数民族和边疆人都称为蛮子）
听到这里，我轻轻舒出一口气想，看来我这次是回来对了，河南肯定比宁夏好，女人脸色都是白白的，说不定我也能恢复到小时候那么白呢。
两天后，我穿着小姨妈的衣服回到距离洛阳十五公里的孟津县城。二婶见了我非常高兴，当即问我："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因为我还要认真比较一番再做决定。
二婶招待我的第一顿饭是白水煮杂面条（小麦面与红薯面掺和在一起），从第二天起，每天早上喝点红薯汤，没有饼子；中午是红薯饼子和红薯汤；晚上又是红薯汤，没有饼子。每顿饭都稀稀拉拉的，只能说是喝饱了不能说是吃饱了。而河南人见了面的问候语就是，喝汤了没有？相当于宁夏人见面问的吃饭了没？同时我二婶家不管是吃面条还是喝红薯汤，连一根咸菜都没有。几天后在我的要求下，总算是在红薯饼子中放了一点盐和辣椒面。
慢慢地，通过与二婶拉家常我了解到，老家的粮食也不够吃，尤其是麦子奇缺，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二三十斤麦子，其他口粮都是红薯。难怪家家户户上顿下顿都喝红薯汤。种红薯，挖红薯，储存红薯，这是我老家农民们的年复一年的工作，只盼着红薯大丰收，以保证天天能喝上红薯汤。
我在心里将杨郎与老家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比较：
杨郎虽说粮食不够吃，但却都是麦子，糜子、谷子等正儿八经的粮食；河南基本没有什么正经粮食，全靠红薯充饥。
河南的小孩们上学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书包里装两个生红薯，饿了拿出来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起来；杨郎的小孩也从没有吃早饭一说，但书包里装的却是煮熟的土豆，饿了就掏出来带皮吃下去。
河南招待客人用杂面做一碗汤面片儿，里面既没有菜也没有油；杨郎接待客人让你吃细白面做的面条儿，碗里即便没有猪肉臊子也有酸白菜。
河南种棉花，家家都织布，人们的衣着比较齐整，卫生习惯也比杨郎要好，大冷的天，也有人在井口用棒槌槌洗着被单和衣物；杨郎的农民衣衫褴褛，一件棉衣从新到烂，从来不拆洗。
比来比去，我给河南的打分明显低于杨郎，当然落户的想法也在悄悄地消退。
河南与杨郎不同，亲属回来上工也给记工分。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与二婶一起去上工，干的活儿是翻粪堆，我一如在杨郎时一样非常卖力地干着。一起劳动的妇女都夸我干活不惜力，二婶见状也非常喜欢，竭力劝我别走了，帮着她给家里挣工分。她说："你留下不走，咱家就多了一个劳力，村里的人就不敢欺负咱家了。"
原来，因我二叔在外边工作，二婶好歹也算个有钱花的干部家属，这就势必遭到村里人的嫉妒。与村里人关系处不好使二婶很孤单，所以她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成为她的左臂右膀，为她壮点人气。唉，我是回来寻求庇护的，那里能承担庇护别人的责任呢？
为了劝我不走，从没有出过远门的二婶还口口声声说："咱家日子还不赖吧？全国哪儿都没有咱河南好，你看，只要有红薯，就饿不死人。"
我听了感到非常悲哀，"饿不死"就是农民的最高追求和最大骄傲吗？
不顾二婶的多次劝留，我决计要走了，并且要带走我的小弟。可怜的小弟也在农村老家呆怕了，听说我要带他走，兴奋得上蹿下跳，顽皮异常。
二婶给小弟缝了一身厚棉衣，又给我买了一块咖啡色布料，外加一块白色细条纹的家织粗布。我的三个舅舅每家都给了我一块粗布衣料。我姐弟两人带着这些非常实用的礼物踏上回程的路。然而在洛阳转车时，又被小姨挽留了下来。加之固原正在防地震，父亲便写信让我姐弟俩在老家多呆一段时间。
我与小弟在洛阳住了一个月。我对小姨和姨父仔细分析了河南与宁夏的各自优劣，说了我执意要走的理由，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临走小姨把她的两件七成新的衣服和一条七成新的裤子给了我，还给了我一双旧皮鞋，一顶毛线帽子和二十块钱路费。
我与小弟启程时正值四月上旬，河南气温已经转暖，但西北的气温依然很低，小弟还穿着二婶给做的粗布加厚棉衣。当我们坐的长途客车喘着粗气爬行在甘肃境内的山路上时，看到公路一侧有几个只穿着破棉袄而没有穿裤子的男孩，在寒风中裸着黑脏精瘦的光屁股打闹玩耍。
这本是大西北农村常有的景象，但八岁的小弟见此情景却吃惊得忘乎所以，他大声地对我喊着："大姐快看，赤脊梁，光屁股！赤脊梁，光屁股！"惹得一车人都回头笑着看他。
我将小弟揽在怀里，告诉他，这里农民不种棉花不织布，所以孩子们没有裤子穿。小弟听了很惊讶。一年后，我带小弟到我插队的杨郎玩，他又见到了同样的"赤脊梁，光屁股"，这次小弟不再表示惊讶了。
这一趟回老家没能找到出路，但让我高兴的是拿回的布料和衣服解决了我几年的穿衣问题，直到走出杨郎，我再也没花钱添置衣服。而我每年所领的布票和棉花票都被我卖掉了。那时，一尺布票可卖一毛钱。
一九八五年暑假，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我带着女儿到长江三峡旅游，返程时绕道河南郑州和洛阳，我又去看了二婶。这次二婶给我和女儿做的是白面条，一点红薯面都没有掺，但还是一根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端起碗感到没有一点食欲，偏偏我的二婶还在一旁骄傲地说："闺女唉，你那年回来咱家可受症（受贫困），现在全国随他哪儿都没有咱河南的生活好吧，你看咱们顿顿都吃的是白面。"
我裂了裂嘴，做出一个非常难看的笑容。这时我真想说，像咱家这样顿顿白水煮面条，现在来说恐怕是全国最差的日子了，但我终于没有说。
孤陋寡闻的二婶只知道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从前作纵向比较，不懂得与其它地方横向比较，所以自我感觉良好。我为她感到悲哀，但转而又想，她生活在自己假想的幸福中，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火车上邂逅的男知青
这次回老家的火车上我曾巧遇一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男知青，故事还要从我出发的那个早上说起。
我清早从固原出发时崴伤了脚，从甘肃平凉开始就受到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的男人的殷勤照顾，我们一路同行到洛阳。
从头天中午到登上火车的这个傍晚，我已经二十九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一者是因为脚肿得厉害，不能去买吃的，二者我想反正就快到洛阳了，就干脆省下这顿饭钱吧。开车后我这位一路同行的旅伴去餐车吃饭，临走时对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了带回来。"
我赶快撒谎说："不，我包里有饼子。"
他笑笑没有回答就走了。
他走后，我环顾四周，发现我的身边坐着一位男青年。这位男青年大约有二十来岁，个子很高，长着一头黑黑的但却乱蓬蓬的头发。他穿的什么上衣我一点也没印象了，只记得他穿了一条黑色棉裤，或者说他棉裤外面的罩裤是黑色的。脚上是一双土黄色的翻毛皮鞋，这种鞋那些年很流行。不过他那翻毛皮鞋像是很长时间没有上过鞋粉了，鞋面很脏。那裤子的两只膝盖上都破了，一只膝盖的破洞里还隐隐约约露出了黑黑脏脏的棉花，看样子这裤子上的破洞也有好一段时间了。
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将书侧向车顶上的灯光入神地看着。后来我假借系鞋带，弯腰低头却偷偷向上抬起眼睛，看了一眼他手中那本书的封面，原来是《青春之歌》。我心里一动，他也爱看这本书？这本书虽然已被定为"大毒草"，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情调。通过这本书，我对这位萍水相逢的男青年本能地有了好感。不过我没有与他搭讪，他也没有与我搭讪，我自顾自傻傻地坐着，他边看书，边从身上背着的黄挎包里掏着吃什么东西，好像是煮熟或者炒熟的玉米粒儿。
那天刚好是一九七○年的农历二月初二，传说这是龙抬头的日子，按陕西和宁夏的习俗，男人们在这天要理发，大人小孩们在这天都要吃炒豆儿。可这位小伙子虽吃着炒豆儿，但却没有理发。
那位去餐车吃饭的旅伴回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饭盒对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份米饭，乘热吃吧。"
我推托说不饿。可能我的眼睛不会撒谎吧，他坚持说："你没吃饭，怎么能不饿呢，我已经买来了，不吃也浪费了。"
于是我不再推托，接过那盒米饭吃了，然后从身上掏出粮票和钱给他。
他急忙阻挡说："你哪有多余的粮票？我每月有四十斤粮呢，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我们在西安站候车室等车的时候，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已经如实告诉他我是下乡知青。但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我想明天早上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管他姓甚名谁呢）。
我坚持要给饭钱，可他一再拒收，我虽感到很别扭也只好作罢。我就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他说他也常年呆在大山里。
我惊奇地问："你呆在山里干啥？你是林业技术员还是农业技术员？"
他说："都不是。"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接过来随意看了一眼，大致记得是解放军的一个什么研究所，他的名字叫陈平。本来我还想好奇地看看他的年龄是多少，但不好意思多看了，怕他误会我很重视他。不过这一看倒使我感到意外，原来他是一位穿便服的解放军。
后来我们的谈话中，他还说到他们常年在野外工作，很多同志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觉得他的话中似乎有某种暗示，不禁感到心里一跳。
他还问我："上级不会允许你们下乡知青过早考虑个人问题吧？"
我调皮地说："上级只允许我们与当地贫下中农结合，真正在农村扎根落户。"
他说："号召归号召，但事物不是绝对的。"
我不愿意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就将话题转到了别处。这时那位看小说的年轻人却转过身来插进我们的谈话中，问我在哪里下乡。我觉得他之所以搭话，主要是听到我们谈话中提到了下乡知青。
我多看了他两眼，发现他的脸盘长长的，眉毛与他的头发一样浓密，一样漆黑。两只眼睛很尖锐，看人时似乎有一种刀锋在里面。不知为什么，我也刻意使我眼中的光芒尽可能锋利些。但不论怎样，三个人说话彼此间随意了许多，不像我与陈平两人谈话时那样断断续续，生生疏疏的。
这位男青年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语言沉稳坚定。不大一会儿，我的眼光就缴械了，那男青年的眼光也柔和了，透着一种智慧，一种成熟。我们彼此介绍了自己，他自称姓雷，没说叫什么，我姑且称他为小雷吧。轮到我介绍自己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我妈妈的姓氏，我就狡猾地说我姓梁，于是他俩就叫我小梁。
凑巧的是，那男青年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是北京下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知青，六六届高中生。这样一来，我俩感到对方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就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那位陈平老兄倒插不上什么话了，也可能是人家觉得与我俩这样的小青年不便于多说话吧，他只在一边微笑着当听众。
而我与小雷交谈的中心话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性格，一个是有关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生活。
我对小雷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我们谈到《青春之歌》时，他问我最喜欢书中的哪个人物，我说最喜欢林道静和卢嘉川。他从容淡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缓缓地说："我最喜欢林红和江华。"
不知为什么，他看我那一眼，使我觉得他看出了我的"浅"，这使我很不自信。不过我还是补充说："我喜欢林道静的纯洁和热情向上，喜欢卢嘉川的英俊和意志坚定，在监狱中拖着断腿还尽力为革命工作。"
他说他喜欢林红是因为林红有成熟的革命信念，喜欢江华是因为江华坚毅而老练，为革命能超脱个人的感情。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搞地下革命，更需要林红和江华这样沉稳、坚毅、老练的革命者。他还说林道静没有蜕尽自己的小资产阶情调，只是一个革命的向往者，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讨论来争论去，我不知不觉被他说服了，从那以后便莫名其妙地喜欢起林红和江华了。
他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另外一点是他对我说过的，北京男知青用白色的尼龙尿素袋子作简易背心穿的故事。那故事触动了我的心，使我很长时间都感到沉重，也激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无独有偶，我也曾用白尼龙尿素袋子作了一条围巾，不过因为女孩在男孩面前特有的自尊，我没有将这事儿告诉他。
他讲尿素袋子做简易背心的故事时，权且将那本《青春之歌》作尿素袋，现场示范。他两手在书本的边沿上比划着说："这里挖一个洞，这两边各挖一个洞，往头上一套，胳膊从两边的洞里伸出去，就是一个大背心。而尿素袋子上印着的商标，不是亮在正前胸，就是亮在正后背。夏天，我们穿上它下地干活，飘飘逸逸；逢集时穿上它去赶集，引得人们一路对我们行注目礼。"
听到这里我笑傻了。陈平也哈哈大笑，笑过后他对小雷说："这影响不好吧？"
小雷一点都不笑，他严肃地接着说："没什么不好的影响啊，废物利用嘛。这是很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的，我们回北京坐火车都穿着它。嗨，列车员见了穿尿素袋背心的，就知道是下乡知青，连票也不查，他们知道穿这种背心的人是没钱买票的。我们也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嘛。我们已经在农村各尽所能了，目前我们只需要免费车票，这需要不过分呀。"
小雷说话一点都不笑，但我被逗得大笑不止，笑过后，不知为甚么我眼睛里酸酸的，总想流泪。这时我又看了一眼他的破裤子，心想也没个女生给他缝补一下，如果此时我手边有针线，我一定愿意给他补那两个破洞，我的补破洞的技术可是一流的啊。当时我就穿着一条补丁裤子，那补丁就证明着我的缝补技术。
看到我注意他的裤子破洞，他脸上表现得毫不在乎，但却分明将两腿往里边挪了挪。
后来我们还谈起了知青插队的前途问题，我觉得他看什么问题都比我成熟，就问他："你说知青上山下乡会向何处发展？咱们真的会在农村战天斗地一辈子吗？"（当时我很希望他能说出一些对我有鼓舞作用的分析，哪怕是假的都行）
他平视着前方想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带着某种恼怒拖长了声音对我说："不--知--道！"
接着他又带着挑衅的意味反问我道："你说会向何处发展呢？"
我也突然涌上一种莫名的失望和莫名的气恼，便带着情绪同样拖长了声音回答他："不--知--道！"
我俩的情绪似乎都没有先前那样高涨了。过了一会儿，可能为了缓和眼前的气氛，他问我："你下乡以来没有遇上抽调回城的机会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故作轻松地一笑回答他说："遇上过，还是保密工厂呢，不过我不是红五类，政审通不过。"
他的眉毛挑了一下说："哦？是这样啊，那咱们就彼此彼此了。"
我也惊奇地"哦"了一声。这之后我们三人中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第二天黎明火车到了洛阳。他拎起那个和我的一模一样的，上面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对我说："相信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然后朝我挥挥手就出站走了，没有回头，没有正式的道别。我始终不知他在延安的哪个公社，他也不知我在宁夏的哪个县。我不知他到了洛阳后还会去何处，他也不问我此行的终点站是哪里。
那位陈平却和我一起走到洛阳站出口不远处的一个共公车站前，他要在这里乘共公车前往他出差的某单位。而我从这里向前步行不多远，就到我姨妈所在的洛阳专区医院了。陈平问我，是否需要送我到目的地，我感激地告诉他，不必要，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附近，然后我就一瘸一拐地径自走了。
有些人你终生只见过他一次，但却会长久地牵挂着他，我便时不时想起这位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出身不好的，既充满着革命激情又有点玩世不恭的北京知青，你现在做什么呢？那尿素袋子做的大背心是否还保留着做纪念？你能看到我的这本书吗？如果看到，还记得当年火车上邂逅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自称姓梁的女知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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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之泓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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