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下了逐客令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季，我回家混饭吃，几天后便被父亲逐出了家门。那么当时家里情形又如何呢？

按规定每月一号才开始供应本月的粮食，但家家都捱不到日子，粮店里就通融通融，把供粮的时间提前两天，后来应群众的强烈要求又提前了三天。你看吧，每月二十五号那天，粮店门口排队买粮的队伍蜿蜒逶迤侵占了大半条街道，成了街头一种特殊的景观。排队的大多是老人小孩和家庭妇女。他们或坐在小板凳上，或找一块砖垫在屁股地下，或干脆席地而坐，有的排队妇女还拿着针线，不失时机地做两针。等快排到跟前时，家里有力气的人才会出面，挤着交钱，帮着过秤，然后用那补了又补的面袋子装上面粉，兴致勃勃地扛回家。

我家六个孩子年龄区间不大，到了长个头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能吃。妈妈活着时，每顿饭都用秤盘秤出平均定量来做饭，妈妈死后，我们也用类似的方法控制定量。尽管每天都计算着做饭，每顿饭都半饥半饱，但粮食还是吃不到二十五号，每月都有那么几天只能喝点稀糊糊。

那是妈妈还活着时。记得三妹常把自己碗里的面疙瘩用嘴吮一遍再吐出来，珍惜地装进衣袋里，等到饿极了时再掏出来享用它。但那面疙瘩往往不会在她的口袋里呆多长时间，因为一会儿她就饿了，就忍不住要把面疙瘩掏出来吃掉。她吃面疙瘩也不是一口吃掉，而是将它一粒一粒喂进嘴里，每一粒都含在嘴里好一会儿才将它咽下去，以此来延长那享受食物的时间。

而在她幸福的含着面疙瘩时，四妹和大弟却只能眼馋的看着。

有一天下午，三妹照例把保存在衣袋中的面疙瘩掏出来含在嘴里。这时我那一向老实的大弟却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知道三妹爱笑，就一个劲儿逗三妹笑。三妹一笑，那面疙瘩就从嘴里掉到了炕上。大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拣起那面疙瘩塞进自己的嘴里，急忙把它了咽下去。三妹发现上当立即裂开嘴巴哭了，四妹却在一边笑得揉着肚子。

妈妈去世后，我姐弟几人做家务向来有明确的分工。我下乡后，大妹成了家里的"一把手"。她不但负责对全部内务进行"宏观调控"，还负责买粮、买煤、买菜，到外面扫落叶，有机会时还到固原砖瓦厂搬砖挣钱。大弟负责到街对面的供水站担水，还负责在煮面时拉风箱。三妹和四妹是负责擀面的。她俩擀好了面凉在案板上，还要负责看好它，不能让院子里的狗偷吃了，也不能让家里的任何人提前煮吃了，一直等父亲回来才能将面条下锅。

父亲那时可能因为思想压力大的缘故吧？整天都是一幅冷峻的表情，回家来从不到锅台前查看，只是默默地坐在我家那文物般的旧椅子上，等着子女们将饭端上来。端来稀的就吃稀的，端来稠的就吃稠的。我们姐弟几人都很懂事，每顿饭都先给父亲端上一碗干捞面，或者是端上一碗稠一点的汤面条。剩下的面条都做成稀汤面，然后给这稀汤面中掺进半盆子煮熟的白萝卜片，姐弟几人在厨房里分着吃了。父亲大约也不知道自己吃的饭与孩子们吃的不尽相同。

可怜大弟身为男孩总是比所有人都饿得快，经常饿得浑身发软，便伸长两腿背靠着墙坐在房门口眼巴巴地等着吃饭。大妹见了总是用脚踢着他说："你起来玩去吧，老坐在这干啥呢？"但大弟被踢了两脚后只把腿挪了挪，照旧将头靠着墙，木然地坐在那里不动，大妹便转过脸去流泪。

有一次，面擀好了凉在案板上。大弟饿极了，就陪着笑脸求三妹和四妹说："让我先煮一点面吃吧？"

妈妈去世后，三妹和四妹曾被送到老家让二婶代为抚养，文革前夕被接回家来，这时的三妹和四妹人长高了，脾气也比小时候厉害多了。她俩一向把关很严。尤其是三妹，从小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又有主见又厉害，被长辈们称为"杨三姐"，遇到不便通融的事，三妹脸子一沉，还真有点不怒而威的气势呢。而四妹呢，打小就"唯三姐马头是瞻"。

听了大弟要提前煮面吃的"无理"要求，三妹一脸严肃地说："不行！"

四妹便也坚定地附和一句说："不行！"

等了一会儿，大弟又央告说："把我的那份让我先吃了吧，待会儿我就不吃了。"

两个妹妹知道，这份量是不好掌握的。如果让我大弟把自己的那份面条先吃了，待全家吃饭时，他还要从锅里抢掠一点，你难道能硬性挡住他？所以，两个妹妹丝毫不为所动，仍然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大弟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不会得到同意了，也就不再吱声了。谁知，三妹和四妹关上门到邻居家小坐了一会儿，回来见到案板上的面已经整整齐齐地少了一块，显然是我大弟把它煮吃了。平时，三妹和四妹之间少不了叽叽喳喳地内斗，此时却同仇敌忾将我大弟好一顿责骂。对于三妹和四妹来说，大弟是兄长，但此刻他这做兄长的自知理亏，便连大气也不敢出，任由两个妹妹责骂，他只装听不见……

既然家里多年来是这种生活状态，那么，我回家可真是为难啊。但我也只能厚着脸皮了。我回来呆了几天，每天吃着弟妹们的口粮，我羞愧难当，还怕父亲下逐客令，每天吃饭我都观察父亲的脸色。

我看到父亲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沉重，终于他发话了："你快走吧，家里粮食不够吃，你不是不知道。"

我含着泪水咽下了最后一口饭，拎起我那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哭着离开了家。那是个中午还是下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一路步行往杨郎赶，边走边哽哽咽咽地哭。眼泪弄湿了脸，被早春的寒风一吹，再用手擦时便感到生疼生疼的。我茫然而又机械地走着，看见公路上开过来的汽车，我时不时有一种想一头撞过去的冲动，但当汽车真正行驶到跟前时，我却本能地躲开了……

回到杨郎，面对的仍是空空如也的米箱子，我似乎已经没有活路了，难道这就是我追求的再教育成果吗？我关上了窑洞门大放悲声，直哭得气哽声噎，直哭得手脚发麻，直哭得浑身抽搐。

那天房东不在家，房东家那拖着鼻涕的小儿子柱柱，见我哭声大作，他拍打着我的窑洞门喊着："朱珠姐姐，你咋了？朱珠姐姐，你咋了？"

我不理他，他也吓得在院子里哇哇大哭。房东姨娘回来见此情景惊吓异常，问柱柱，柱柱边哭边朝我的门指了指。房东姨娘还以为我出了什么大事……急忙推开我的门，一看我活得好好的，只是在放声大哭，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唉，他姐姐哎，你哭着咋了啥？把人差一点吓死了？"

哭够了，回过头来想想，只要饿不死，这日子还得咬牙往下过呀……

后来我再次回家时，听同院的邻居郑妈对我说："上回你走了，你们小娥（三妹）在家里嗷嗷大哭，吓得我不知道她咋了，跑过来一问，才知道是你爹说家里粮食不够吃，把你撵走了。"

我知道三妹从小便感情丰富，善于理解别人，她为我而哭，我心里更加难受。

现在是公元两千○七年了，几乎家家餐后的饭桌上都是杯盘狼藉。这时写到这样一个与现实毫不协调的情节，我的泪水忍不住直往下淌，喉咙里也堵咽着，我不得不停下敲键盘的手，把满脸的泪抹了一把……当年被父亲赶出家门时，我对他满怀怨气，怨他心肠太狠，全然不关心我在乡下的死活；怨他自私，全然不像妈妈那样"舍己为子女"。现在想起来我却是惭愧万分，作为长女的我，不能给家里挣回一斤粮食，还要回来白吃饭。而我吃的每一口饭，都是从父亲和弟妹们的口中剥夺来的，我怎能怪父亲要赶我走？

细想想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每当到露天剧场看戏时，他都将我扛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头上看。等我上了学，拿着清一色满分的成绩单到他单位时，他虽不会夸奖一句，但脸上的笑容却是不加掩藏的，并且会顺手将我的成绩单递给周围的同事们看，其炫耀之情溢于言表。

当我能嗑嗑巴巴看懂小说时，便经常对父母大讲我所知道的历史与现实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父亲微笑着听完，转头对妈妈说："这些你都不知道吧？闺女现在比你强多了。"

唉，在这特殊的年代里，父亲原本的亲情已被无情的现实异化了。

但反过来想想，他当年的"狠心"也许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假如父亲也像母亲那样"舍己为子女"，也就会像母亲那样早早饿跨自己的身体，像母亲那样早早离开人世，那么我们姐弟几人又将靠谁庇护呢？

烧吃麻雀失败

早就听说烧麻雀好吃，我想此话肯定有道理。既然烧熟的土豆很好吃，想来烧熟的麻雀也一定好吃。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离开借宿的杨郎中学朱秀兰老师的宿舍，走回我自己的家。路过杨郎丁字型街道的竖街时，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独自在那里打着撂撇子（即将石子或者土疙瘩掷向远处）。这不知道是哪个队早起拾粪的小孩，但此刻他的粪筐子和短把铁锹都放在一边，筐子里还空空的。

这男孩投掷还真不错，随着他一次次的甩动右臂，一个个投掷物从他的手中飞出，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落到远处，发出轻轻的呯的一声。我不禁停住脚步欣赏起来，心想，如果在体育课上，他的投掷成绩一定是很不错的。

突然那男孩朝着路边谁家的墙头上看了一眼，悄悄从地下拣起一个土坯疙瘩，举起手来朝着墙上瞄准着。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原来那墙头上有两只麻雀在雀跃着。我也注视着墙头，猜测着他能不能打中。

那男孩轻轻地靠近两步，突然将手中的土疙瘩朝那墙头扔了过去。

"打着了！"我喊了一声，因为我看见一只麻雀从墙上滚落下来了。我和那男孩都朝墙根跑去，果然看见一只麻雀掉在地上。男孩拎着翅膀将那只麻雀拾起来，那可怜的小动物头耷拉在一边，两只爪子还在轻轻地抽搐着。

我突然想起别人说麻雀烧熟了很好吃，刹那间好奇心大增，就问那男孩："你要这麻雀干啥？"

他说："喂猫呢。"

我说："把它给我行吗？"

他问道："你要这能干啥？"

我含含糊糊地说："有点用处。"

那男孩又朝手里的死麻雀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就把麻雀递过来了。我提着那只麻雀溜回我的窑洞。

这天做饭时，我将这只死麻雀放进灶膛里的一边，原想着等我饭做好时，这只麻雀怕也就被烤熟了。谁知道，等我点着火时却闻到一股其臭无比的味道。很快，房东家人也走出院子嚷嚷着："哪里来的燎毛子味儿？"

我赶快走出去对房东说："可能是我的柴火中混有鸡毛吧，鸡毛烧着了冒出臭味儿来。"

回到屋里我急忙用铲子从灶膛中将那只已经烧得焦黑的麻雀掏了出来，用水浇灭。后来乘着院中无人时，我一抬手将它扔过了墙，扔到街上去了。

麻雀没吃成，还白白闻了一次臭味儿，但从此我心里却留下一个疑团，这麻雀到底该怎样烧熟了吃呢？我想，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用灶膛里的火烧它：一是灶膛里的火太大了，一下子就将麻雀烧焦了；二是我灶膛的烟囱是通向院子的，只要麻雀毛被烧着，臭味儿很容易就被房东发现了。

如果用炕洞里的火烧它会怎么样呢？我炕的烟囱是通向街道的，臭味儿即使能飘到院子里也已经很淡了。而我的炕洞门虽在屋里，平日却是用砖头和破布堵严实的，也许那其臭无比的"燎毛子味儿"不会漏到屋子里，我要按这个想法再试一次！

不久老天就下了一场雪，我想，逮麻雀的机会来了。等雪停了后，我把房东家猪圈顶上扫干净，撒了一把糜子，借了房东家的筛子，用一根拴了细绳子的小棍儿支住筛子的边沿，我牵着这根绳子躲在屋里等待着，好半天才有两只麻雀满怀警惕地钻进去。我就耐着性子继续等，但半天也没有别的麻雀走进去。一会儿，这两只可能吃饱了，走了出来飞走了，又有三只飞落到筛子边，探头探脑看看四周，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再等，里面的麻雀总数却始终不见增多了，我就猛一下拉回绳子，三只麻雀便被扣住了，在筛子里惊慌失措地转着。

我正不知该如何把它们从筛子底下抓出来，房东的大儿子来了。他一手把筛子掀起一点缝儿，一手伸进筛子里一抓一个准，很快就将三只麻雀依次抓了出来。我将三只麻雀拴在一起，放在屋里让它扑腾着。我先把炕烧着，然后提起拴麻雀的绳子，将麻雀胡乱在墙上摔了几下，麻雀不怎么动弹了，我就将绳子解开，将三只麻雀一只只扔到那慢慢冒着烟的火堆上。炕洞里的火很温和，那些混有土的麦衣和牲口粪只是轻轻地燃烧着，起不了明火。我想它会慢慢将麻雀烤熟的。一切就绪后，我堵上了炕洞门，并且将所有的缝隙都用破布塞得严严实实，然后我便上炕等着，看是否还会有臭味儿漏出来。

一会儿，臭味儿倒是没有闻到，却听见里边传出扑扑腾腾的响声。想来那几只麻雀只是被我摔昏了，这会儿它可能苏醒了，正在里边垂死挣扎呢。我不敢打开炕洞看，怕它们乘机飞出来，只好听任它们在里边扑腾。

好一会儿，里边的扑腾声才完全停息下来，这时我却泪流满面。我可怜这几只麻雀，也后悔自己的残忍做法，还莫名其妙地设想着自己就是这麻雀，但这时要放生它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我打开了炕洞，颤抖着手用铲子在火堆上扒拉了一通，却始终没有见到麻雀。我想它们可能挣扎着逃出了火堆，死在炕洞的哪个旮旯里了吧。

直到第二年夏天掏炕灰时，我特意掏了掏炕里面的犄角旮旯，果然发现两只已经干瘪了的麻雀，看见它我一阵恶心，但第三只麻雀始终没有见到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