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麸子拉麸子"成了我的典故

女儿：你要知道，我下乡前从报纸上得知贫下中农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当时我是坚信这种报道的。而下乡后却听到爱说怪话的人用这样的顺口溜来描绘他们的生活：

清早上工麻呼呼，地里干得热呼呼，走路两腿软乎乎，吃饭端起稀糊糊。

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宣传相差太远了。我问农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又用顺口溜给我作了注释：

交公粮，卖余粮，还要献上"忠字粮"，社员嘴里没了粮。

我的插友们从他们插队的地方也带回类似的顺口溜。不过他们山区的条件更差，除了什么"黑乎乎、软乎乎、稀糊糊"这样的描绘现实生活的顺口溜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顺口溜，比如：

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隔山能喊喘（应），一走老半天。

汗淌得湿溜溜，人挣得喉娄娄，播下种子满犁沟，收回粮食三背斗。

这前一句是总结地理特点的。后一句是总结当地土地贫瘠，劳动艰苦和广种薄收情形的。句中的"喉娄娄"指劳累后胸腔中发出的哮喘嘶鸣声。

调皮的知青们又补充了不少顺口溜：

交通人人靠走，治安家家有狗，通知开会满山吼，运输工具是背斗。

睡觉钻洞洞，找水钻沟沟，吃饭钻空空，见钱钻眼眼。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都得到了国家供应的四百一十四斤原粮。这使当地的农民羡慕得要命，也嫉妒得要命，因为这个数字是上面给农民规定的口粮标准的上限，换句话说，即便你的庄稼收成再好，除了上缴国家规定的"公粮"和"购粮"任务外，社员的年口粮也不得超过四百一十四斤原粮，多余的粮食都要交（售）给国家。然而，宁夏南部山区土地贫瘠，靠天吃饭，除了上缴公、购粮之外，年人均口粮从来都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上限。好年份还能分得三百多斤原粮，灾年只能分到二百来斤甚至更少。所以，不论他们在吃粮方面如何"细水长流"，这点"细水"也"流"不到来年新粮下来。

春季，当各家的面口袋陆陆续续瘪下去后，我们队便会瞒着大队和公社领导，偷偷地打开粮仓将有限的一点"战备粮"借给社员们度春荒（其他生产队穷得根本没有战备粮）。所以，青黄不接时农民们见面交谈的也都是怎么弄粮食，怎么填肚子。我常听他们带着嫉妒的口吻说，XXX太能日鬼，使翻（搞到）了不少粮食；又听他们带着鄙夷的语气说，XXX死相（呆笨）得很，不会使翻粮食，一家人干捱着，再捱几天怕是嘴里死（屎？）水子都淌出来了。唉！饥饿竟给人们提供了嫉妒别人的理由，又给人们提供了鄙视他人的机会。

劳力多的人家虽说年底还能分到几十块现钱，这叫做"分红"。然而这种人家所分到的"红"大多都用在买"黑粮"上了。可劳力少分不上"红"的人们又怎么倒腾粮食呢？那就卖鸡、卖蛋，卖猪（由于常"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些东西也都是极有限的）。那有女儿的人家往往在春荒时草草地把女儿聘出去，好借以收回大约二百多元人民币的聘礼钱。所以女孩多的人家饿肚子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有些人家的儿女婚事说合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成功，遇到春荒时，女方家为生活所迫，突然放出话说愿意考虑那原本不甚满意的亲事了，于是男方家闻讯喜出望外，赶快登门再接洽……

既然人们都千方百计地搞钱到黑市上买粮，那么卖粮的又都是哪些人呢？是余粮户吗？不！是投机倒把的吗？也不是。卖粮的恰恰是那些吃不饱的农民们，他们之所以卖口粮，往往是因为遇到了比吃粮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娶儿媳妇等。那时买卖黑市粮食的风险很大，一不小心被没收可就粮钱两空了，所以都是走村串户私下里交易的。农村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此，往往十里八乡之间都是熟人，甚至是七拐八弯的亲戚。你放出话来说要给儿子说媳妇呢，想把麦子粜出去；他放出话说自己家里揭不开锅了，想买些麦子。双方的信息很快就传播了出去。这时就有热心人往来于双方之间牵线搭桥，并适当帮助双方磨合粮食价钱，促使生意成功。那时候，这做中间工作的人可是不粘好处的，纯粹是熟人之间的帮忙。

民以食为天，春荒那段时间里，人们除了随时随地发表一些有关粮食的高论外，队里政治学习的会场也无形中成了规模最大最活跃的"粮食论坛"了。人们在这里暂且停止关心世界上那三分之二深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也暂且停止关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只谈论眼前的黑市粮价格，谈论各人买粮卖粮的经历，谈论去年粮食收成好坏的经验与教训，谈论今年粮食产量的预测等等。

有时人们还以同情的口吻议论比我们更穷的临近生产队，比如我就常听到我们队的人议论说："二队那些怂饿得嘴里死（屎？）水子淌咧。"每当这时，我便私下里感叹：真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有一天晚上，不知读到了什么相关的文章，那个爱唱秦腔的杨保富突然没头没尾地冒了一句："到了共产主义怕是黄米干饭和糜面碗播子都能尽饱吃吧？"不知是谁接了一句："到了共产主义，别说是黄米干饭和糜面碗播子，说不定连油饼子都能尽饱吃呢。把他大的个球呀，到那时，我就天天吃球它一顿油饼子。"这时会场上便接连爆发出哄笑声。

我本来想对他们解释，共产主义不是满足于吃油饼，而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想了想，我终于没有开口，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共产主义时"各取所需"，到底都"需"些什么，又能"取"到些什么。但我却知道了，人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如何克服粮荒，而不是去革什么人的命。

现在有饮食专家说"饮食的最高境界是吃糠咽菜"。这一提法对身患高血脂和脂肪肝的我是振聋发聩的，我正在以极大的毅力追求着这一最高境界。然而四十年前它就是我的生活实况，却成了我的极大悲哀。

其实我真正尝到饥饿的滋味，那已经是下乡一年后的事了。那么，享受着让农民们羡慕的四百一十四斤的口粮标准，我又为什么会陷入到饥饿的境况中呢？因为插队时我正处于"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段，再加上下农村后所承担的劳动是超强度的。以我当时的饭量，那四百一十四斤原粮充其量也只够吃半年。然而第一年我还是足足当了一年饱汉子，这是因为我稀里糊涂地把我下一年的粮食也吃完了。

社员们都是吃了这一顿等下一顿，所以生产队在每一种新粮下来时，都要给社员预支口粮。六月扁豆成熟，就先分给每人几十斤扁豆，这之后的一个月内，不少人家天天吃水煮扁豆。七八月小麦收割晒干后，一部分留到冬季交公购粮，一部分也要抢先打碾了分给社员。八月以后是谷子、糜子等秋粮成熟，全是边抢收，边晾晒，边打碾，边预分。收完了就差不多分完了，分完了也差不多吃完了。

按理来说，第一年是不应该给我们下乡人员预支口粮的，因为国家已经将第一年的口粮全部供应给我们了。但队里为了年终好算账，不论是否需要都予以预支。而我不懂这个常规，见队里经常分粮食，从夏到冬已经给我分了三百多斤了，加上自留地里的收成和国家给我的口粮供应，共有八百余斤粮食，我感觉自己是大富翁了。而且我以为年底还会有大批的粮食要分给我们，所以就放开肚皮吃饭。

乡村生活的寂寞使我非常好客，最盼望有客人来我的"家"里。由于我住在公社对面，必然能有很多的机会，碰见从县城来杨郎办事的熟人和不太熟的人，或者是熟人领来的陌生人。每次我都盛情邀请他们到我的窑洞里来，尽我所有招待着八方来客。

记得水文队有一个姓居的先生，我们之间原本连点头之交也称不上，仅因为我曾在我们家属院他的一个亲戚家见过他，我便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救助了他的家属。那时他好像被卷进了什么政治麻烦，他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被迁赶到我们杨郎公社一个偏远的大队去务农。由于大风雪的阻隔，她娘儿几个在杨郎下车后就无法继续前行了。一家人缩着脖子站在公社门口，几个行李卷儿就堆放在脚下，几个孩子冻得流着清鼻涕。而从她们身边经过的人们对这种情景大约也司空见惯了，所以连一个上前问询的都没有。

那时我还住在第一家房东的羊栅子里，炕也比较大，我便将她娘儿几个都接纳下来，在我这里吃住了两天，直到雪停了才打法她们上路。她的丈夫后来知道了这些情景，感动得稀里哗啦。一再对我说："你这个人值得交往！值得交往！"

农历年底生产队决算时我才知道，我的账面上已经预支空了。其他社员账面上虽没有了，但家里还留有后路，可我却里外都空瘪瘪的了。屈指算算，到新粮下来还有四个月呢！这四个月中最少要有两个月要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了，想到这里我傻眼了。

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我在第一年里顿顿都吃干捞面，烙饼子，黄米干饭等等。没有按毛主席"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教导过日子。

错一千，错一万，错在我忘了长辈们常说的话："常在有时想无时。"

这不该，那不该，不该在第一年充大方，招待张三，接待李四，等到我缺粮时却没有人能接济我。

第二年国家不再供应口粮了，队里又遇到了灾荒，生产队一共给我分了二百五十斤粮食，加上自留地里的收成，共有口粮三百多斤，只相当于我第一年拥有粮食的35%。即便第二年我再也不接待任何客人了，并且天天顿顿都抠抠啬啬，但我的口粮还是没能维持到新粮下来。

春节后，我照例跟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处巡回演出，混着吃了一段时间。演出回来后，靠着仅剩的一点粮食大半饥小半饱的又糊弄了几天，还从生产队借了一点战备粮凑合了一段时间，到新粮下来的前三个月，我就连一星半点粮食都没有了，只有一口袋平时积攒的麦麸。我积攒麦麸原想卖给别人喂猪，还没有来得及卖呢，我倒要用它喂自己了。

用麦麸做饭只能给麦麸里掺上水捏成一小团，放在手心里小心翼翼地拍成小饼饼，再同样小心翼翼地贴到锅里，用微火慢慢地烙这种麦麸饼子。但等烙熟的时候，它可就不能保持饼子的形状了，而是成了"一盘散麸"。我用锅铲子把它铲出来，盛在碗里，放一点盐，用勺子舀着吃。

我吃下去的是麦麸，拉出来时仍是麦麸的原貌，好像我的肠胃既没能使它发生化学变化，也没能使它发生物理变化，当然也就无法把它加工成可供我吸收的养分，只好随它穿肠而过后又原样拉了出来。几天后我就饿得浑身发软，两腿颤抖，铲草时心里发慌，恶心，处于随时可能虚脱的状态下。

但吃麦麸也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每顿吃几碗麦麸，依然压不住腹中的虚弱，却几天就把一口袋麦麸吃完了。好不容易熬到野菜长出来了，我在劳动休息时和散工回来的路上，随时随地寻找着野菜。

扁豆最先成熟。收割时，饥饿的妇女们用手搓那扁豆荚，搓出扁豆粒来丢进嘴里生嚼着吃，趁人不备时，也将搓好的扁豆粒装进自己的衣袋中。我不往衣袋里装，但少不了要当场吃一些。干一会儿活，搓着吃一会儿生扁豆，每天倒是能把肚子混个半饱。我的嘴里还念叨着经过我篡改的古诗："收豆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盘中若有餐，我何惧辛苦？"有妇女问我："你像鬼念文章一样，念叨的是啥？"我便灿然一笑，什么也不回答。

生扁豆吃多了胃和肠都发胀，上边不断地嗳气，下边不断地放屁。每天回到家，我都后悔没有像有的人那样搓一点扁豆粒回来好煮熟了吃。可一旦到了扁豆地里，我却只有"贼心"而没有"贼胆"。我毕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啊，我如此卖命的劳动，不就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么？如果因偷了一次集体的粮食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前途，那真是太得不偿失了。

结婚后，我曾给丈夫讲我在杨郎吃野菜和吃麸子拉麸子的故事，他很受震动，但从此"吃麸子，拉麸子"就成了我的典故。

每当我图省事儿，把饭做得凑合一点时，他就说："现在不是你当年吃麸子，拉麸子时候了，你这么亏待自己干什么？"

要是我嫌弃什么不好，嘟嘟囔囔发牢骚时，他又会说："行了，不要废话了，这总比你当年吃麸子，拉麸子强多了吧。"

如果我嫌女儿花钱不够节约，他也会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不要用你当年吃麸子，拉麸子的标准要求女儿。"

如果我发愁血脂总降不下来，丈夫就说："那你再回到杨郎去吃麸子吧！。"

唉，"吃麸子，拉麸子"成了我的疮疤了，动不动被揭得血淋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