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开上海

1963年8月下旬，提前登陆的台风刮走了流火般的署气，上海变得清凉了许多。黄浦江面翻涌着滚滚不息的波涛,就像我的思绪在飞腾。

走出中苏友好大厦，我下定决心：到新疆去!到兵团去！我回头望望这座苏联人1950年建造的大楼，金碧辉煌的楼顶托着湛蓝的天空，宽大的楼体像宫殿般巍峨雄伟。刚才,我们几百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里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钢丝录音报告：《有志青年,支边到新疆去! 》，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殊的口音，极具鼓动地说：“同学们，解放前，全国的有志青年往延安跑；现在，有志青年到新疆去！”

新疆，遥远而神秘，是一个充满希望，又令人暇想万千的地方，那是光荣的三五九旅屯垦开荒的地方，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

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一个充满幻想，对世界似懂非懂的年龄。回到南市区蓬莱中学，班主任杨庭华组织全班讨论。按当时上海的规矩，高中老师一律称“先生”。杨先生中等个子，四方脸上从没出现过笑容，很瘦，身材略显单薄，说话干脆利索。他教我们“哲学”，使我受益非浅，终生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世界和处理问题。杨先生是老师，但更是警察，只要他一出现，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连苍蝇也会急急忙忙飞出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我们私下知道，杨先生急想入党，但不知为何，一直没入成。直到1967年，他被蓬莱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逼得上吊身亡，也没有入党。这是后话，不提。

讨论会上，杨先生背着手，在教室里踱来踱去，皮鞋声敲击着地板，空气显得凝重。他一字一顿地问：“考虑好了吗？谁先报名！”

“我！”我猛地站起来，挺起胸，脸上火辣辣的，好像喝了一瓶七宝大曲。

杨先生一楞，深沉地点点头，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用赞赏的目光，抚摸了我的全身，大声说道：“唔，好！这次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到干部学校读书，郭绍珍带了一个头，我们要向他学习！”

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有三个女同学也报名了，她们是焦怡芝，沈绥芬，许银珍。后来，她们都进了干校会统班。杨先生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依然不露声色，冷静得像块石头。

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那是一张粉红色的薄纸，32开大。虽然很轻，但是决定了我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张多么沉重、要紧的通知呀！

第二天，我就到派出所去迁户口，只用了十分钟就一切搞定，比火箭上天还快！没有想到的是，37年后，我再把户口迁回上海，却费了半年时间！真是出去容易回来难，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如此大胆地、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我的命运！

第三天，我才向我的姐姐宣布：我要到新疆去！

姐姐目瞪口呆，吓昏了！她脸色苍白，鼻尖上布满了汗珠：“什么?你说什么?绍珍，你再说一遍？”

“我要到新疆去。”我有点怕，小心地重复了一遍。

“谁答应你去的？妈妈才去世，家里只剩下你和我，你怎么这样大胆？”

想起妈妈，我哭了。她入葬不到一年，静静地躺在龙华公墓里，可我却要与她分别了。

姐姐是浦东一家医院的X光科的医生，肚子里怀着我的大外甥女，我们自幼丧父，相依为命。我的胸膜炎初愈，姐姐无论如何不放我去新疆，她拖着我去找杨先生。

杨先生住在唐家湾小菜场后面的弄堂里。

“杨先生,，”姐姐在他对面的方凳上坐下来，小心翼翼地说，“我弟弟年纪轻，不懂事，身体又不好，不能到新疆去，我是他姐姐，也是他半个娘，请你把手续退还给他罢。”

杨先生像大理石塑像，一脸的严肃，语气十分坚决：“支援边疆建设是党的决策，我也无法改变。根据郭绍珍的情况，到边疆锻炼锻炼，也有好处，就这样定了吧！”

姐姐的恳求丝毫没有让杨先生动摇，十几分钟后，姐姐只能告辞，何况，这是“党的决策”。

台风卷起路边的尘土,无情节打在我的脸上,我没有动摇：去新疆!去革命!

从杨先生家里出来，姐姐无望地落泪了，为我买了一只帆布提箱，记得是十几元钱；一件卡其布夹克衫，式样很新潮，湖蓝色的。还问我要什么？我想了想说，同学们都有小洋刀，我也要一把。姐姐立刻同意了。那是一种不足十厘米长，可以折迭的小刀，镀克罗密，很漂亮的。听说新疆寒冷,她又为我连夜缝制了一件棉马夹。后来在农七师设计队，老同志看到这件棉马夹，说：“这东西很保暖，我们也要学着做一件！”

回到丽园路的石库门楼房，住在客堂间里的宁波阿娘喊我的小名。她70出头，双目几乎瞎了，但声音洪亮：“绍珍啊，是个是个，我想到了，侬要到新疆去啊，莫去莫去！格是杀头充军的地方！去了回勿来了！”

“勿会格，宁波阿娘，我到新疆去读书，过两年回来看侬！”

谁知阿娘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非常伤心：“阿娘舍勿得侬走啊，我是看侬从娘肚皮里出来，一寸一寸长大的！出门容易回来难，新疆格地方，去了，勿是饿煞，也是冻煞！阿拉儿子，也是从这扇门里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阿娘这一哭，惊动了左邻右舍，七八个人跑来劝慰。我知道，我的外出勾起了阿娘的心思。阿娘的儿子，十几年前去了英国伦敦，从当烂仔做起，后来开了一家“汰衣裳作坊”，刚攒积了一些钱，准备回国，却大病不起，客死在伦敦。阿娘怕我也回不了这幢石库门房子，所以哭得十分伤心。

我从中学初二起，自学了《平面几何》，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相信，我今后可以当作家，可以成名，可以写出大量的作品，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定要回来。新疆是我人生中不可避开的港口，我要在那里添水加油，圆我的作家梦。而且到新疆的人又不是我一个，怕啥?

又过了几天，我到南市区委领回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及一套黄色的搪瓷餐具：一只碗和一只带把的杯子。我一直使用它们，直到搪瓷跌脱，铁皮生锈，底烂穿了才丢掉。

我姑妈住在虹口区山阴路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对面的弄堂里。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终日忙碌的老太太，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听说我要去新疆，她没说一句话，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操起菜篮子，买回来一条肥肥大大的黄鱼，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看着我吃。老泪从她脸颊上无声地滚落下来。我说什么话，她都不啃声。真没想到，这是她老人家给我饯行，这次告别，竟然是我与姑妈最后的诀别!

现在，姑妈那声长长的叹息，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已经理解她为什么始终不讲一个字。想起她固执、无奈地抿紧薄薄的嘴唇，我的泪水便情不自禁地淌下来。

我穿上略显肥大的新军装，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挺拔，精神，有生气，我充满了自信。 同学与邻居，和那些与我从小长大的赤膊朋友，纷纷约我去照相，外滩，蓬莱公园，我住的弄堂，这些珍贵的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离开上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3年9月16日下午，70多岁的宁波阿娘颤巍巍地将我送到门口，用带着眼泪的声音大声叮咛我：“绍珍，到外头做事，要灵性点，灵性点呀！”这是一句宁波话，到新疆37年，我始终没有“灵性”过，真是大大辜负了宁波阿娘的一片苦心。

我们南市区中队在陆家浜路区委门口集合。区委是一幢红砖五层楼房，很威严气派。同学们在同一时间到达，清一色的少男少女，清一色的黄军装。无论来自哪个中学，彼此都似曾相识，一见如故，谁能料想，这批战友，与我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离开学校，离开家门，我们从这里走向新疆，走向社会，走向人生！

可惜，在上海大拆迁的浪潮中，区委这幢红砖楼房已经销声匿迹，成为永远的历史！

大客车里欢声笑语连成一片，车窗外闪过一个地方，大家都高喊：“别了，南京路！别了苏州河！”

火车站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广播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横幅标语迎风飘荡。我姐姐腆着大肚子来送我。我劝她不要伤感，别为我担心。她一遍遍叮嘱我，我都一一点头。

一位女同学，忍耐不住，与她的母亲抱头痛哭。我的鼻子一酸，赶紧扭过头去，我怕在这种场合流下软弱的眼泪。

突然，轰的一声，火车启动了，站台上的水泥柱子，一根根往后倒去。

看到姐姐消失在人群中，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别了，大上海！

别了，亲人们！

华灯初上，大上海沉浸在一片灯海中，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