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郭绍珍:惊回首1963(上)
2009年06月11日 11:46凤凰网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一,离开上海

1963年8月下旬,提前登陆的台风刮走了流火般的署气,上海变得清凉了许多。黄浦江面翻涌着滚滚不息的波涛,就像我的思绪在飞腾。

走出中苏友好大厦,我下定决心:到新疆去!到兵团去!我回头望望这座苏联人1950年建造的大楼,金碧辉煌的楼顶托着湛蓝的天空,宽大的楼体像宫殿般巍峨雄伟。刚才,我们几百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里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钢丝录音报告:《有志青年,支边到新疆去! 》,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周恩来用他那特殊的口音,极具鼓动地说:“同学们,解放前,全国的有志青年往延安跑;现在,有志青年到新疆去!”

新疆,遥远而神秘,是一个充满希望,又令人暇想万千的地方,那是光荣的三五九旅屯垦开荒的地方,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我。

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一个充满幻想,对世界似懂非懂的年龄。回到南市区蓬莱中学,班主任杨庭华组织全班讨论。按当时上海的规矩,高中老师一律称“先生”。杨先生中等个子,四方脸上从没出现过笑容,很瘦,身材略显单薄,说话干脆利索。他教我们“哲学”,使我受益非浅,终生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世界和处理问题。杨先生是老师,但更是警察,只要他一出现,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连苍蝇也会急急忙忙飞出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我们私下知道,杨先生急想入党,但不知为何,一直没入成。直到1967年,他被蓬莱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逼得上吊身亡,也没有入党。这是后话,不提。

讨论会上,杨先生背着手,在教室里踱来踱去,皮鞋声敲击着地板,空气显得凝重。他一字一顿地问:“考虑好了吗?谁先报名!”

“我!”我猛地站起来,挺起胸,脸上火辣辣的,好像喝了一瓶七宝大曲。

杨先生一楞,深沉地点点头,这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用赞赏的目光,抚摸了我的全身,大声说道:“唔,好!这次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到干部学校读书,郭绍珍带了一个头,我们要向他学习!”

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有三个女同学也报名了,她们是焦怡芝,沈绥芬,许银珍。后来,她们都进了干校会统班。杨先生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依然不露声色,冷静得像块石头。

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张《录取通知书》,那是一张粉红色的薄纸,32开大。虽然很轻,但是决定了我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张多么沉重、要紧的通知呀!

第二天,我就到派出所去迁户口,只用了十分钟就一切搞定,比火箭上天还快!没有想到的是,37年后,我再把户口迁回上海,却费了半年时间!真是出去容易回来难,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如此大胆地、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我的命运!

第三天,我才向我的姐姐宣布:我要到新疆去!

姐姐目瞪口呆,吓昏了!她脸色苍白,鼻尖上布满了汗珠:“什么?你说什么?绍珍,你再说一遍?”

“我要到新疆去。”我有点怕,小心地重复了一遍。

“谁答应你去的?妈妈才去世,家里只剩下你和我,你怎么这样大胆?”

想起妈妈,我哭了。她入葬不到一年,静静地躺在龙华公墓里,可我却要与她分别了。

姐姐是浦东一家医院的X光科的医生,肚子里怀着我的大外甥女,我们自幼丧父,相依为命。我的胸膜炎初愈,姐姐无论如何不放我去新疆,她拖着我去找杨先生。

杨先生住在唐家湾小菜场后面的弄堂里。

“杨先生,,”姐姐在他对面的方凳上坐下来,小心翼翼地说,“我弟弟年纪轻,不懂事,身体又不好,不能到新疆去,我是他姐姐,也是他半个娘,请你把手续退还给他罢。”

杨先生像大理石塑像,一脸的严肃,语气十分坚决:“支援边疆建设是党的决策,我也无法改变。根据郭绍珍的情况,到边疆锻炼锻炼,也有好处,就这样定了吧!”

姐姐的恳求丝毫没有让杨先生动摇,十几分钟后,姐姐只能告辞,何况,这是“党的决策”。

台风卷起路边的尘土,无情节打在我的脸上,我没有动摇:去新疆!去革命!

从杨先生家里出来,姐姐无望地落泪了,为我买了一只帆布提箱,记得是十几元钱;一件卡其布夹克衫,式样很新潮,湖蓝色的。还问我要什么?我想了想说,同学们都有小洋刀,我也要一把。姐姐立刻同意了。那是一种不足十厘米长,可以折迭的小刀,镀克罗密,很漂亮的。听说新疆寒冷,她又为我连夜缝制了一件棉马夹。后来在农七师设计队,老同志看到这件棉马夹,说:“这东西很保暖,我们也要学着做一件!”

回到丽园路的石库门楼房,住在客堂间里的宁波阿娘喊我的小名。她70出头,双目几乎瞎了,但声音洪亮:“绍珍啊,是个是个,我想到了,侬要到新疆去啊,莫去莫去!格是杀头充军的地方!去了回勿来了!”

“勿会格,宁波阿娘,我到新疆去读书,过两年回来看侬!”

谁知阿娘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得非常伤心:“阿娘舍勿得侬走啊,我是看侬从娘肚皮里出来,一寸一寸长大的!出门容易回来难,新疆格地方,去了,勿是饿煞,也是冻煞!阿拉儿子,也是从这扇门里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阿娘这一哭,惊动了左邻右舍,七八个人跑来劝慰。我知道,我的外出勾起了阿娘的心思。阿娘的儿子,十几年前去了英国伦敦,从当烂仔做起,后来开了一家“汰衣裳作坊”,刚攒积了一些钱,准备回国,却大病不起,客死在伦敦。阿娘怕我也回不了这幢石库门房子,所以哭得十分伤心。

我从中学初二起,自学了《平面几何》,又读了大量书籍,我相信,我今后可以当作家,可以成名,可以写出大量的作品,上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定要回来。新疆是我人生中不可避开的港口,我要在那里添水加油,圆我的作家梦。而且到新疆的人又不是我一个,怕啥?

又过了几天,我到南市区委领回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及一套黄色的搪瓷餐具:一只碗和一只带把的杯子。我一直使用它们,直到搪瓷跌脱,铁皮生锈,底烂穿了才丢掉。

我姑妈住在虹口区山阴路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对面的弄堂里。她是一个身材矮小,终日忙碌的老太太,岁月在她的额头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听说我要去新疆,她没说一句话,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操起菜篮子,买回来一条肥肥大大的黄鱼,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看着我吃。老泪从她脸颊上无声地滚落下来。我说什么话,她都不啃声。真没想到,这是她老人家给我饯行,这次告别,竟然是我与姑妈最后的诀别!

现在,姑妈那声长长的叹息,还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已经理解她为什么始终不讲一个字。想起她固执、无奈地抿紧薄薄的嘴唇,我的泪水便情不自禁地淌下来。

我穿上略显肥大的新军装,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挺拔,精神,有生气,我充满了自信。 同学与邻居,和那些与我从小长大的赤膊朋友,纷纷约我去照相,外滩,蓬莱公园,我住的弄堂,这些珍贵的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离开上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63年9月16日下午,70多岁的宁波阿娘颤巍巍地将我送到门口,用带着眼泪的声音大声叮咛我:“绍珍,到外头做事,要灵性点,灵性点呀!”这是一句宁波话,到新疆37年,我始终没有“灵性”过,真是大大辜负了宁波阿娘的一片苦心。

我们南市区中队在陆家浜路区委门口集合。区委是一幢红砖五层楼房,很威严气派。同学们在同一时间到达,清一色的少男少女,清一色的黄军装。无论来自哪个中学,彼此都似曾相识,一见如故,谁能料想,这批战友,与我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离开学校,离开家门,我们从这里走向新疆,走向社会,走向人生!

可惜,在上海大拆迁的浪潮中,区委这幢红砖楼房已经销声匿迹,成为永远的历史!

大客车里欢声笑语连成一片,车窗外闪过一个地方,大家都高喊:“别了,南京路!别了苏州河!”

火车站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广播喇叭里播放着革命歌曲,横幅标语迎风飘荡。我姐姐腆着大肚子来送我。我劝她不要伤感,别为我担心。她一遍遍叮嘱我,我都一一点头。

一位女同学,忍耐不住,与她的母亲抱头痛哭。我的鼻子一酸,赶紧扭过头去,我怕在这种场合流下软弱的眼泪。

突然,轰的一声,火车启动了,站台上的水泥柱子,一根根往后倒去。

看到姐姐消失在人群中,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别了,大上海!

别了,亲人们!

华灯初上,大上海沉浸在一片灯海中,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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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绍珍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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