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家窑村的知青和阎四娃的乡亲

阎四娃，今年（2006年）82岁。现住内蒙古凉城县崞县窑乡侯家窑村。

我所认识的阎四娃是个生产小队的粮食保管员。

那是三十八年前，1968年秋天，一群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在那里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从天津来到内蒙古农村。那时我们还年轻，虽然已经经历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但毕竟是刚刚走出校门，满脑子都是幻想。闭上眼睛：满眼是内蒙古的大草原，一派"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丽草原风光，身穿蒙古服装的男女老幼骑着各色骏马，奔驰在广阔的草原（都是草原）上，可没想到我们下乡的村子是在丘陵地带。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一个贫穷的中国农村，一个黄土高原上的，由母亲黄河所养育的常常被人遗忘的伟大的农村。我说它伟大，是因为它养育了一批像阎四娃这样的平凡的老农民，或者说是老战士，或者说是老英雄，或者说是"最可爱的人"。

这个贫穷的侯家窑子村呀，真是穷！

侯家窑子村由三队，四队，五队，六队共四个生产（小）队组成一个自然村。盂县窑子是生产大队，崞县窑子是公社，在往上是凉城县，乌兰察布盟（集宁市，盟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自治区政府）。

侯家窑子村有四家姓氏：叶家，阎家，王家，赵家。

刚到村子的那年，是王家的人当队长。男女知青们被分别安排在队部的俩间空房里面住。傍晚时分，我们两个男知青去打水，村子里有四口水井，每口水井都有十几丈深，我们一个人摇辘轳，一个人拉水桶，才能打上水来。打来了水，男生洗脸，女生洗衣服。这时，在生产队队部门前，围满了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男女孩子们，他们都很惊奇的看我们在洗脸，还用香皂。看女生用肥皂洗衣服，一边看，一边切切私语。这时，王队长走了过来，看到女生在洗衣服就哎呀呀的说："衣服咋能洗的呢？没有穿坏就都洗坏了。这地方都不洗衣服，新衣服穿上，就不能洗，穿坏了算球。"我们说："不洗，让汗水沁透了，就糟坏了。""唉，不咋，不咋，不能洗么。"看到我们男知青还在脱光了膀子洗澡，又说："唉，你们这些娃娃浪费水了，这村子的人从来都没有洗过澡。我是这村里洗过最多的人。"我们想，洗澡就洗澡呗。有什么可骄傲的。可是王队长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大吃一惊"我到县里开四级会，每次都招待我们洗澡呢。我一共去开过四次会，洗过四次澡。你们问问村子里的其他人，谁洗过这么多次澡？"五十多岁的王队长一辈子只洗过四次澡，而且还是村子里洗澡洗过最多的人！"机密不机密甚是四级会？党中央北京，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凉城县，这不是四级么？"我们更吃惊了，原来不起眼的老王队长和党中央只差四级！一个一辈子只洗过四次澡的老农民，却以此为本钱，可以向任何其他的老农民吹嘘。所有的老农民都嘬着牙花"吱吱"的羡慕出声来。

我们依然是每天都在洗衣服，洗脸，渐渐地发现一些小姑娘还有小媳妇也都悄悄的和我们学，学洗衣服，洗脸。也都讲卫生了。可是我们却不习惯农民们的生活习惯。记得那是刚到村子的那天，快中午了，热情的农民们在忙着宰羊，煮肉，还做莜麦面的鱼鱼，还有黄米面做的油炸糕，听说，这些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好东西。看着农民们在忙。高高瘦瘦的叶老汉，举起锈迹斑斑的斧头，用力地砍着羊骨头，砍好了，也不洗，就放在锅里，清水里面放一把岩盐，又吼那小娃娃用力拉风箱。水开了，又放些山药（我们叫土豆）。熟了，等在门外的男女社员们都挤了进来，争先恐后地抢了一碗，胳纠在墙边，细细地品味起来。我们知青们看在眼里，暗暗好笑。虽然肚子饿了，也不想吃，看看叶老汉手中带锈的斧头，再看看叶老汉高高捋起的袖子，那苍白又骨瘦如柴的胳膊，因历经七十多年的岁月而松弛的皮肉，上面布满了黑点，只有顺胳膊方向的中间是一条白色，因为刚刚用它搓了一回鱼鱼。所以它变白了，甚至还微微泛起了一点粉红色。我身边的知青是茶淀来的，比我们早到内蒙古半个月，可能是看惯了，或许是吃惯了，也不觉得恶心，也拿起羊骨头就啃。他边吃边说："快吃，快吃，一会儿没了。"果然，锅里所剩不多了。我们也吟持着，慢慢地走到锅边，盛了一碗羊骨头和莜面，坐在炕边，吃了起来。

莜麦是一种生长在高原上的耐寒麦类植物，有点象华北平原上的麦子，但是麦穗较为希疏，每一棵麦穗上的莜麦粒，大约只有二十几颗。你如果把一棵莜麦秆竖起来的话，它就会象一棵小草一样散开，而莜麦粒就隐藏在草叶中，大约一片叶中有俩三粒。莜麦本身的颗粒就稀疏，莜麦地里成片的莜麦，也不象华北的麦子，一簇簇的，而是一棵一棵的。因此，莜麦在黄土高原上的亩产量很低，大约只有一百斤左右，麦子的亩产约是三百多斤。在华北平原的麦子亩产量大约是七，八百斤。所以，以张家口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张家口内，华北平原一带，人口众多，可耕地面积少，人口土地占有量小。差不多一个人只有几分地不到一亩地。张家口外，人口少，人口土地占有量大，差不多一个人有十几亩地。口内粮食的亩产量远远超出口外，口外人均土地占有量远远超出口内。这样，单就粮食产量而言，口外强于口内。由于中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粮食的自给自足就关系到了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我下乡的村子里，有一个老农民，名字叫做"方五子"的，就是在"非常时期"（1961-1963）口内粮食闹饥荒时，逃荒逃到口外的。后来方五子就在侯家窑子村落下了户，才没有被饿死。据说，他在口内的河北老家农村的人，被饿死了不少。当时，就是在京津地区非常时期被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方五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四队知青屋里昏暗的灯光下。1968年，村里刚刚按上了电灯，农民们对电的认识还有些惊奇和新鲜。由于电压的不稳定，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照在铺着芦苇席的土炕上，照在我们头顶上。照在胳纠在墙边的方五子脸上。那是一张很滑稽的长长的脸，粗眉毛，小眼睛，鼻子不高但很长，尤其出色的是那张占了半张脸的大嘴：厚厚的嘴唇又向前翻翻着。眼帘周围那一片较为平坦的地方，却积蓄着厚厚的黑皴儿。因为长得丑，又没有钱娶媳妇儿，是个光棍儿，村里人都叫他"方五子"。久而久之，方五子这个名字就成了丑和光棍儿的代名词。中等个子又敦实的他，傍晚时分到知青的屋里来，一是为了叨叨，更重要的是为了吃一支知青的纸烟。"吃纸烟！"农民们都很羡慕，知青们吃纸烟，农民们很显然是悻悻地。他们祖祖辈辈都吃自家种的烟叶，辛苦了一辈子也没有富裕钱买纸烟。本地人把抽烟叫作"吃烟"，自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后来我也慢慢悟出了这个道理："抽"字，是指过眼云烟，烟消云散。可"烟"是好东西呀，怎么能让它烟消云散呢，自然就应该把它"吃"到肚里才放心。因此，本地人都把抽烟叫"吃烟"。1968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的卷烟"红太阳"牌，在五十家子的供销社买，两毛钱一包，在盂县窑子大队供销社买一包"红太阳"，要化两毛一分钱。因为五十家子供销社隶属呼和浩特市郊区，所以什么东西都便宜一分钱。我们但凡买东西就往五十家子跑。五十家子供销社距离我们侯家窑子村儿四里地，盂县窑子供销社离侯家窑子两里地。多走两里地就省一分钱，那就值得多走。当年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工分儿制度，干一天农活，壮劳力是十分儿，知青是八分儿。我记得年成最好的1969年，一个工分是三分四厘钱，就是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农活挣十分儿，就是挣了三毛四分钱。这三毛四分钱是一家老小一天的粮食钱，马牛羊的饲料钱。再也没有富裕的钱了！那怕是一分钱！一分钱也富裕不出来！年成差的那年是两毛七分钱。因此，我们知青一天只能挣到两毛钱。因此，我们知青只有多走两里地的路。因此，方五子才到知青屋里等纸烟吃。方五子一生劳苦，举目无亲，孤零零一个人在口外陌生之地，默默无闻的自生自灭，至死也还是一个单身汉。"走西口"能生，但到头来还是把一堆白骨埋在了黄土高原。孤魂野鬼，死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埋了，身边一个亲人没有。唉，可怜的这个离开家乡，出外逃荒的人哪！

侯家窑子村的地势处于丘陵地带，几乎四面环山。它的东面三十公里是巍峨壮观的蛮汉山，说它巍峨壮观是从远处看它，当我们从近处观望它的时候，只感觉到阴森可怕，尤其是抬头仰望它那巍巍地直指苍天的岩壁，象黄黄的尖利的犬牙，向我们径直扑来，仿佛要把我们压成粉末，然后再把我们溶化到它那深深的岩石裂缝中去。越是抬头望它，越是发现它在压迫你，直到你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你想逃跑，而且是想拼命地逃跑。蛮汉山的主峰（海拔2304米）下面是起伏不断的群山，山脉一直延伸到百公里之外的大青山（海拔2337米）山脉--它的母亲的怀抱中。在那里，它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撒娇般地依偎在母亲怀中。而在这里，在我们眼中，它更象是一头臭名昭著的恶兽。不断的山谷，不断的沟壑，不断的蔓延的黄土，到了呼和浩特平原才平静下来。站在村子北面的山坡上，向南望，近处是黄土高原，再远一些是丘陵，再远是山丘，光秃秃的，仿佛在蒙蒙的岫气中通到了天边。和天连在一起的是茫茫的群山，像乌云，又象淡淡的雾气。听村里人讲，那是三百里以外的山西北面的山脉，那山脉的下面就是著名的长城。我们相信村里人的话，因为后来我们在那里亲眼见到了明长城和赵长城。再向东望六十里以外的蛮汉山，除了历历可数的几片林木之外，到处都是一簇一簇的沙棘，布满沟壑山峦，峡谷古道两侧也挤满了沙棘。沙棘，这浑身长满了刺的灰绿色的灌木丛植物，到了秋天，浑身上下都结满了淡桔色黄豆般大小的果实，当地人叫它"酸溜溜"，只要摘下一粒，放到嘴里一咬，真的是：哎呀呀，酸掉牙。寒冬，被无情的秋风吹干了的酸溜溜，灰溜溜地落到了地上，任由人畜鸟兽践踏，任由被蹂躏到泥土中。以至于它比阿克优（鲁迅先生笔下的小人物）还要渺小。因为阿克优摘下了一粒酸溜溜，不经心地放到了嘴里，"呀"的一声，吐了出来，酸得他打了一个寒颤，口水顺着两腮直往外流，"呸呸"的吐了两大口酸水，还缓不过气来。这可得罪了阿克优，他抬起脚恨恨地朝酸溜溜踩下去，忿忿地碾着，一边哼哼着走了。在凛冽的西北风的摧残下，酸溜溜们被吹到了草根下，沟壑边。鸟儿们则惊恐地叼着酸溜溜躲到了岩石缝里，在那儿，鸟儿的肛门把酸溜溜排出体外，它被无奈地安置在了石头缝里。第二年的春风春雨，逼迫着在岩石缝隙里度日如年的酸溜溜又郁郁葱葱地冒了出来，颇有酸溜溜大亨，春风吹又生之势。后来知青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阅历，倒极似酸溜溜。

一九六八年的金秋十月三日上午，从凉城县向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开出了大约五十辆大卡车，每辆车上都挤满了四，五十名知青，他们要前往各个方向的人民公社。到了那里，再重新分配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小队或是村子。我们是五辆车组成的较大的车队，一路向西，出城关向北走，过了桃花沟，车就开始爬山，都是盘山道，一道一道地向上爬，越爬越高。车子的左边是悬崖，车子的右边是峭壁。峭壁上面的石块摇摇欲坠，亏得有些小树在峭壁上将石块紧紧地抱住，不让它滚落下来。盘山道下面的车辆已经变得象只甲壳虫，在笨拙而费力地往上爬，越爬离我们越近。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知青落脚点-东十号公社沙胡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