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十七岁不到的毛头小子刚分配到六师三团十一连的时候,第一顿吃的是正宗川菜酸豆角.为了表示招待"毛主席派来的红小鬼",连队给我们每人加了一只煎鸭蛋.我们对煎蛋可不肖一顾,只是不停吃着那嫩青泛黄酸麻了牙齿的酸豆角,大口大口的扒着饭,总觉得这是世间上最美的菜肴.岂料接下来十多天竟顿顿是酸豆角,不见半点油腥,别说猪肉,连菜叶子都不见.直把我们吃得酸水直吐,肚肠翻腾,连拿锄头的手也软下来了. 【查看详情】

鬼精灵小李子点子最多.这天晚上,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边,指着山后种得漫山遍野的木薯说:"看来要开展自救运动了,今晚去挖几个木薯烤来吃改善生活怎样?"……趁着朦胧夜色,我们蹑手蹑脚地爬上后山坡,抓起木薯杆就望外拽,"哗啦"一下子,手臂粗的木薯就拽起来了.小李子就地挖个坑,捡了些枯枝,点起火就把木薯往里送.不多会功夫,厚实的木薯皮裂开了口子,散发着浓浓的香味.我们忙不迭地取出木薯掰开就吃,只觉得香甜无比,享受无限.就在这时小何"啊"地一声,塞在嘴里的木薯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两眼直楞楞地盯着前方.我们抬头一看,天哪!离我们不到五步远竟站着一个高大的苗人.月色下,只见他背着竹筐,左手叉腰,右手持砍刀,一声不吭地瞪着我们.一会，四周竟附和着响起此起彼伏的号子声，且越来越近，原来我们早就被包围了。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我们扔下木薯掉头就往连队跑去。苗人也不追，只是不歇的像赶山猪似的喊着号子。 【查看详情】

谁料想连队的大铁轨也敲响起来。那“当、当、当”的钟声震荡着山野，全连队几十号人都起来了。指导员首当其冲，他铁青着脸拦住我们，召集众人就在屋前开起了“批判会。”批判会上的阶级斗争味浓极了：什么“破坏民族团结”、什么“死不改悔的臭老九”、什么“狠挖私字一闪念”，总之有多狠说多狠，口号一遍又一遍。可怜我们几个连初一都没读完的小孩子，仅十来天功夫，就从“毛主席派来的红小鬼”堕落成“死不改悔的臭老九”了。指导员还扬言要把我们“送去关禁闭”“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查看详情】

尽管开头“扎根”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下乡没几年，有能耐的人开始利用各种关系搞回城。对于他们，大家都羡慕不已。没多久，福建的李庆林写了封信给毛主席，从此兴起了反“走后门”之风。个别已经回城的知青竟写信回连队，说什么“我们走后门是不对的，希望留下来的知青继续扎根闹革命”云云。在指导员读这封信时，对我的“教育”是极震撼的，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幸灾乐祸”，什么叫“落井下石”，什么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查看详情】

接下来回城潮简直风起云涌。推荐上中专、上大学、招工，几乎每次推荐我都有份，但每次由接收人员政审时总是很“幸运”地被刷下来。理由很简单“资本家的子女应该留下来继续接受再教育“。真是光荣啊，多么神圣的教育。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到后来对“推荐”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查看详情】

后来，国家推出“退休顶职”政策，规定父母退休可以由下乡的子女顶替。在民政工厂当工人的老妈第一批报名。很快就走上审批程序：工厂、公司、民政局，一关关都过了，这次该不再“幸运”了吧？我美滋滋的等着调动通知。谁成想被市劳动局卡住了，“退休可以，顶职不行”。老妈气急地跑去仰忠街求情、争辩、说理，就差下跪了。接待人员还是那句冷冰冰的话：“资本家的儿子哪能顶职？”老妈欲哭无泪，我无语问苍天。 【查看详情】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第一年是开卷考，等于半考半送，入学率较高。这时已不唯成分论了，留下的知青也所剩无几。我赶紧报名、复习，做好一切考试的准备。开考那天人们都拿到了“准考证”，惟独我“欠奉”。跑去问怎么回事？对方答：“你填的学历是初中，怎么能考大学？”我哑然。 看着许多同样是初中却填了高中学历的考生鱼贯进场，我不住地自责：“死蠢，怎么不多个心眼，填高中谁去给你核实？” 【查看详情】

经过“高人”指点，我提着三斤猪肉，去屯昌医院换回了一张“肾盂肾炎”的疾病证明，并凭此打了病退报告。也许大潮流使然吧，老天开眼了。接下来的顺利令人难以置信。经过农场领导、农垦局、广州知青办一路绿灯，前后不到一个半月,我终于完成了艰难的十个年头的教育，于1978年11月28日踏上了归途。 【查看详情】

伫立《红卫轮》船头，我翘盼着梦萦魂牵的故土，遥望着渐行渐近的广州。心中虽有离开农场的解脱，却没有半点走向新生活的畅快。快到家了，又该如何？我立马要加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从最底层做起。也许去当“八路军”（当时人们对日薪八毛的散工的谑称），也许先去探望还没“解放”的老父亲，也许……，我不敢再想，心绪恰似白鹅潭的雾霾，一片茫然…… 【查看详情】

在那百废待兴的年代，每天的临工名额是极少的。往往司徒姨还没坐稳，临工就派完了。又得“明日赶早”。于是我天天起个大早赶去劳动服务站，只为挤的位置前一点，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也许真是“心诚则灵”吧。我的执着终于打动了司徒姨。一天她问我：“糕点厂、炸油角、上夜班、八路军、去不去？”一连串绕口令似的发问令我喜出望外。那时临近春节，糕点厂需要大量临工帮忙炸油角。而“八路军”则是人们对日薪八毛的临工的谑称。我赶紧说：“去去去，只要有工作，别说炸油角，就是落油锅也去。” 【查看详情】

接着打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这批“八路军”又转战罐头厂做战备菜。那些个巨大的罐头装满了辣子和青菜，一个罐头刚好够一个战斗班吃，简单利索，省了炊事员开伙的麻烦。越南人真不经打，对越反击战才打了十来天，就占领了高平、凉山。随着我军主动收兵，我们这些担任后方支援的“八路军”也光荣下了岗。那时“农民工”还没进城，这支庞大的“失业临工”顶起了广州城里零、散、脏、杂活的角色。不知哪位老先生发明了“八路军”这谑称，真是天衣无缝，贴切到极。它高度概括了城市临工待遇低、游击性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特点。 【查看详情】

“你不是病退的吗？“上盂肾炎”治好没有？”招聘方代表狐疑地盯着我。说真的，谁也不愿招个“药煲”进厂供着。“早治好了，回到家，好吃好睡，身体棒得很呢。”我把胸脯拍得邦邦响。 “早好了，早好了。”司徒姨也在旁边赔笑脸。像是老母鸡呵护着小鸡雏。“那就再信你司徒姨一次。”对方坏笑着签了入职书。我激动得差点在地上打滚。其实“上盂肾炎”是极难治愈的慢性病。短短几个月就治好？鬼才相信。可是在那个年代，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查看详情】

我在二轻某厂整整干了10年。从一名钉木箱的包装工做起，到机修工、宣传干事、团干事、车间主任、企管办主任、厂工会主席。一步步奋力前行。 10年来，我绝大多数的夜里是在种类繁多的夜校、补习班度过的。通过自学，我拿到了初中、高中毕业证书。最后通过了广州市首批成人自学高考。当我领取到盖着中山大学红彤彤大印的大专毕业证书时，新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 我毅然放弃城里还算稳定的工作，投入到珠三角的怀抱。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纵情遨游。 20年的外资企业浸淫，我从领班干起，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总经理助理、行政总监、厂长，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