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自学之路的磨难

1979年，我在恢复高考后师范艺术院校招生的第一年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报名面试及专业考试是在5月，我的专业考试项目包括视唱练耳、听音辨音、音乐记忆、器乐演奏、发声练习及独唱表演，并上交自己创作的歌曲作品。初试、复试都获得了远郊县第一名（这是后来系领导找我谈话时告知的）。在三试文化课考试前，要验看户口本，我出生在1954年7月4日，而当年录取生年龄限制为1954年9月1日后出生的，我的年龄超过了1个月零26天。因本次考生专业复试合格者中共有三人超龄，这三人都是从兵团回来的，另外两人超龄半年，系里无法违规录取。因此系领导找我谈话：你的声乐水平已经达到我系毕业生水平，你的器乐演奏水平也足以承担你目前的中学音乐教学工作。请理解不能录取的困难，回单位继续教学工作吧！

渴望上大学是我从小的愿望！我为此次考试已经准备了若干年了！

我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幼年和少年时期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我有幸在6岁时被从幼儿园选送进入当年全北京市仅有的三个定点校的十年一贯制试验班学习（景山学校、十一学校和我在的通县司空分署街小学），住校六年，学习优秀。文革开始时正是我小学毕业前夕，刚刚考完毕业考试，还未及进行升学考试就停了课。使本来应当保送上大学的我们从此与大学无缘。这一下就是13年。文革期间无学上，12岁的我自学了拉手风琴。在兵团时，因无教材，我到处寻找琴谱抄，收工后抓紧时间练琴；因为无书读，收工后晚上到营部报道组的报纸上去学习地理、人文、世界历史等等知识；从其他同学战友处寻找一切可以学习的书籍、笔记来抄。在一营宣传队期间，我承担节目创作组工作，完全是依仗小学扎实的功底。

1974年至1979年，我在通县梨园公社小街学校（带帽中学）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大队辅导员、小学一年级到高二年级（当时无高三年级）的音乐课教学工作。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勇于每天做十六小时工作"来激励自己忘我奋斗，每天仅睡5－6小时，坚持"四段工作制"。早晨5点起床锻炼和练声，上午按照学校安排上课、备课，下午照旧工作并在课后安排学生团队活动，晚上自学。

坚持在教学上出新，坚持高标准音乐教学。在工资只有23元的情况下，我自费订阅了21种音乐报刊作为自学教材，当时没人抓音乐教学，也没有音乐教材，全凭自己对儿时音乐老师的教学印象，全凭自己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我自己制定教学计划，按年龄特点和音乐表现力选择教材。每次上课前，我要认真备课、练声、熟悉伴奏。在全校各年级开设了音乐基础理论教学，给学生建立了音乐课笔记制度，我批改他们的音乐笔记。所有的班级即使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也可以达到会视简谱，会听伴奏，懂得前奏和间奏，有准确音高、节奏、节拍和表现力地演唱歌曲，而且是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歌曲。我在小学三年级成功地开展了二声部合唱教学，为高二年级排演了《长征组歌》。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学校音乐教学上是独树一帜的。

为了提高工作能力，我从1975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总政歌剧团一位男高音老师处学习美声唱法。五年中我的日程表上只有星期七。每周六下班后把手风琴从农村学校用自行车带回家，周日早上套上琴套背起净重37斤的琴，从通县到城里"小西天"老师家上课，只是为了练声时有固定音高。无论天气如何、车有多挤我都要如此。每次上课往返都要几乎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平时上班期间，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上5：00起床跑步到学校附近的庄稼地里练声。由于工作劳累，在兵团留下的慢性鼻炎反复发作，非常痛苦，夜间张嘴呼吸，喉咙总是干干的。直接影响声带的纯净。我坚持边治疗边练习，不肯松懈。治疗时，几乎用尽了中西医所有的方法，最后采取了"鼻下甲封闭"疗法，长长的针伸进鼻腔直接将药物注射在鼻下甲上，再塞进一个大棉球，2小时后才能取出，否则会愈合不上更加出血。鼻腔感觉敏锐，每次注射非常痛苦，注射完毕针一拔出来，不等棉球塞进去，鲜血已流进嗓子，疼痛加出血让自己非常难受，呼吸要全部改为用嘴。但是为了治疗效果和梦想的歌唱能力的获得，什么苦自己都能忍受，若干疗程后终于将折磨自己近10年的慢性鼻炎治愈了。连大夫都对我的顽强精神佩服不已。

为了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在没有教科书的情况下，我和弟弟把好不容易淘换来的别人的藏书--斯波索宾的《音乐通论》全书抄了下来。没有人给自己上视唱课，也从未有人给自己练习过听音辨音，全凭自学达到现在的程度。

在自学音乐的道路上，多年来自己一直与"无琴、无书、无时间"顽强的拼搏，克服的困难数也数不清。

而考取师范学院音乐系的现实却给了自己这样一击！

我在日记中写到：25岁是大学录取的最后年限，从此自己再也没有进入大学进行专门、系统学习的机会了，自己以后只能走自学之路了。

实际上，自学之路是贯穿终生的。

我的儿子小时一直严重缺钙，三岁那年身体还很弱，作为母亲真是不忍心将他送整托幼儿园。但为了自己工作能够有后劲，不致落伍，必须学习。我下决心把他送进整托幼儿园，为的是腾出时间参加广播电视大学学习。与年幼的儿子最初的离别是十分痛苦的，我清楚的记得送孩子上整托的第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听到有小孩叫"妈妈"的声音，泪水就夺眶而出，无法自控。晚上，我在日记中调整自己的心绪也写给孩子：儿子，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妈妈今天的抉择。

学习十分辛苦，上学第一年，我家还住在通县，上课在西城区，每周有五个晚上上课，当时的交通很不便利，每晚下课后要抓紧时间换乘三次公交车，努力赶22：40的末班车才能回到家。广播电视大学是国际承认学历的中国两所成人大学之一，要求非常严格。每个学期考五门，而且是广播出题，严格监考，当时我在北京市水利局城市河湖管理处幼儿园担任副园长，工作非常紧张，每周还有夜间值班。记忆力也不如从前了，但是我坚持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来复习功课，做作业，背题。考试前的突击复习是最难忘的，每一次几乎都是"脱一层皮"的感觉。上学的第二年我搬进单位分配的板房中，与西三环高高的路基毗邻。夏天考试前夕的复习时正是最热的时候，白天晒了一天，晚上板房中热气腾腾，根本无法复习。我把桌子支在院里，从家中拉一条线安上台灯，为了防止蚊子的侵扰，腿放在水桶中，就在三环路上震耳欲聋的汽车噪音的干扰下，顽强地与课本知识打仗。每次考试后，脑子中依然活跃着各科的题目能达若干天。34岁那年，我完成了大专学业。41岁那年，我又给自己加压：拿下本科学业。当时在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工作的我，在工作高度紧张、家务和孩子缠身、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拼尽全力、一丝不苟地独立完成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专业24门课程学习任务，并获得"优秀论文"、"优秀学员"奖励。毕业论文答辩中，每个人限时9分钟。我的答辩大大超出规定时间，达到25分钟，主考教授不只是在考察我，而是与我就论文中的论点展开了讨论。我的论文和现场答辩得到答辩委员会主任、主考教授的高度赞赏。毕业典礼会上，我代表学员发言，用626个字倾吐了自己经过艰辛努力学成的喜悦与人到中年方才获得本该在青年时期得到毕业证书的感慨及继续刻苦学习终生奋斗的自励之情，表达了与会全体学员的心声，许多同学听后唏嘘不止，复杂的喜悦心情让每一个经历了艰苦卓绝学习过程的学员无不百感交集……这是1997年，我43岁。

无论从事何工作，我都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和理论，尽力使自己变为"内行"。1983年到1989年我在幼儿园工作期间，坚持学习幼教理论，在海淀区教育局举办的园长培训班以全优成绩结业。

40年来，我在担任繁重工作任务的同时，广泛涉猎时事、政治、军事、经济、天文、地理、散文、诗歌、朗诵、演讲、辩论、戏曲、曲艺、电影、杂技、话剧、舞蹈、摄影、公文写作、科技常识、历史知识、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知识、技能等等，自学了音乐基础理论、声乐基础理论、作曲基础知识、指挥方法并有过指挥和作曲实践，具备美声专业演唱技能。我可以承担策划、主持大型会议、活动，起草活动主持词，主笔编写内部办法、规定和制度，主笔写作调研报告、专题报告、工作报告，主持、编写内部编研作品等工作，能主持培训并主讲课程，甚至举办卡拉OK演唱培训班，也曾撰写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从小学以来一直坚持的抄录自己喜爱的格言、佳句等有益知识的习惯；我依然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我依然保持着购阅新书的习惯；我一直保持着每年20余本书的阅读量；也依然保持着不断寻找生活中的榜样，不断学习进步的习惯。尽管如此，仍时时感到：作为文革断层中长大的人，知识十分贫乏，很不系统。文化学习的中断使自己在走上社会后一直处于追赶当中。我没有老一辈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也比不了新一代年轻同志知识更新、精力充沛的现状，时常有危机感。因此终身学习也就成为自己永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