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袁世凯也是左右为难，他一方面不同意将山东问题全部归咎与传教士，而认为山东官员也负有责任，这就是两种极端:“视夷如仇”和“畏夷如虎”。对于毓贤的宽大政策，袁世凯并不认同，但他也不赞成仓促的进攻。

由此，袁世凯在吴桥知县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作者，吴桥县在直隶与山东北部的交界处）的帮助下发布了六条训令:

一曰正名以解众惑；

二曰宥过以安民心；

三曰诛首恶以绝根株；

四曰厚兵威以资震慑；

五曰明辨是非以息浮言；

六曰分别内外以免牵制。

曾有人称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这“能臣”二字，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32）从这六点而言，所谓“正名”，想必是对基督教正名，改善教会和教民的形象；所谓“宥过”，必然是以“曾国藩原则”解散一般拳民；所谓“诛首”，仍旧是用“曾国藩原则”惩办首恶，从组织源头根绝混乱；所谓以“兵威”震慑不法之徒，这是袁世凯独有的优势，也许这是袁世凯坐镇山东最关键的因素；所谓“明辨是非”，主要是杜绝各种不实的谣言，可别小看了谣言在乡村中的负面作用；所谓“分别内外以免牵制”，大概是区分内外事务对付洋人威胁的。

总体来说，这六条措施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随后，袁世凯又发布公告，向当地士绅强调了教堂受条约保护及教案的代价，同时还告诫拳民，在大清律例下，攻击教徒必须受到惩罚，教民也同样如此，不得恃教妄为。但很可惜的是，袁世凯刚刚上任，便有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拳民杀害，这让袁世凯显得极为的被动。

189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平阴县的白云峪教堂内灯火辉煌，许多教民聚集在这里过圣诞节。白云峪教堂和阳谷县的坡里庄教堂一样，天主教在此活动的历史有两百多年，从清初便有天主教徒，这里也是当地的一个教会中心，教堂也修得很坚固。12月26日，教民因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而在凌晨时分酣睡的时候，拳民们突然对教堂发起了攻击。不过，教堂方面对于有所准备，拳民们的攻击未能得逞，但在随后的几天里，周围的拳民们得知攻打白云峪教堂后，都纷纷从四周赶来。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传教士卜克斯正好遭遇移动中的一群义和拳民，于是卜克斯被他们抓住。十分不明智的是，卜克斯在拳民们吃饭的时候试图逃走，结果被拳民们发现而追了上来，结果卜克斯被乱拳打死。有一个拳民还割下卜克斯的头，将他的尸体扔到了沟里。

卜克斯被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立刻出动，对附近的几个县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并抓住了五个犯案的人。在此案中，英国公使窦纳乐派遣上海副领事坎贝尔领事前往济南向袁世凯施压。坎贝尔随后抛开总理衙门，直接对袁世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包括袁世凯亲自参加审讯、严厉惩处地方官员、索取大量赔款等。袁世凯对此表示难以接受，他向坎贝尔强调自己没有接到北京的指示。坎贝尔随即拿“胶州湾事件”来威胁袁世凯，言下之意英国可能会采取同样措施。袁世凯听后极为愤怒的回应说:“我请领事先生不要再提那件惨痛的事件，因为这简直是纯粹的强盗行径！”随后，袁世凯又激愤的对坎贝尔说:“为什么你们要残酷的追究这些可怜的小官？他们对此事件并无直接的责任，而且像我一样对这件事感到痛心。”（33）

最终，英国方面稍微作了让步，这件事才得以顺利的了结。英方之所以让步，据笔者揣测，一来是看到袁世凯表现出剿灭拳匪的决心和能力，二来也有可能是顾虑到袁世凯手下的七千新军。事实上，在就任山东巡抚前，袁世凯曾率军进入过山东沿海，表面上是以演习为名，其实也不乏未雨绸缪之意。清廷在1898年底调遣袁世凯入山东任职，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平息山东境内的骚乱，它对外来的威胁同样是一种预防和震慑。

袁世凯上任不久，便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山东一带逐步恢复了平静，但到了1900年3月，鲁西北地区的拳民在大运河沿岸再次活跃起来，并制造了一些小教案。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命令他的武卫右军出动，随后便在武城县对拳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场打死二十多人，首次展示了其新军的强大威力。很显然，义和拳的“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是不堪一击的。由此，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山东的义和拳活动也逐渐陷入低潮。

比较幸运的是，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包括鲁西北地区在内）在当年4月下了一场透雨，这使得很多拳民都纷纷回家播种去了，这也使得当地的义和拳活动由此平息。天气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这是他的幸运所在，但直隶的一些地区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事实上，华北地区从1899年下半年开始的持续干旱，为后来的义和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义和拳的演化和后来山东义和拳的情况，这里稍作一个总结。从起源上来说，义和拳主要和当地的文化、民教争端、官员的处置不当等方面原因有关，但从大刀会到梅花拳再到朱红灯的神拳（义和拳），它们之间并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朱红灯所领导的义和拳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和拳，它具备了1900年高潮时期义和拳的所有特征。从仪式、观念及其名称上来看，朱红灯的义和拳从大刀会中借用了金钟罩和“刀枪不入”的观念等，从赵三多的义和拳（即梅花拳）借用了名称、口号及仪式等，但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朱红灯的义和拳和1900年后在直隶、北京、天津等地蜂起的义和拳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们是以朱红灯式义和拳同样的方式在复制自己，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引发了1900年那场惊人的运动。

令人纳闷的是，在义和拳的老家山东，除了在清廷承认义和拳合法地位的短暂时期曾经再度复起外，在1900年的其他时间大都显得十分的平静，这其中的缘由，有可能是拜当地的天气所赐，也有可能是因为袁世凯的“处置得当”---那就是毫不犹豫的使用武力震慑乃至毫不留情的镇压---在19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武卫右军的骑兵在鲁西北地区的德州陵县一次就杀死拳民一百五十多人。（34）

这或许就是义和拳高潮时期山东显得分外平静的原因罢。

（摘自《失控1900:义和团事件的民间解读》 作者: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