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立宪将地方督抚原有的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说说可以，但就中国当时的情形而言，付诸实施断然不可。他们纷言立宪之非，激烈攻击袁世凯等人，致有要求撤销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

立宪派以御史赵炳麟为代表，明确表示:“中国现在一时难以成立下议院”，责任内阁没有下议院监督，便成了“二三大臣专权”。“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这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也”。“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

他们认为，立宪不应单独设立责任内阁，还应同时设立对责任内阁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上下议院，否则就不是君主立宪体制，而是“大臣专制政体”。他们揭露了袁世凯假立宪、真专权的野心，尖锐指出，袁世凯这样的权臣势将颠覆大清帝国。

宗室贵族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气愤填膺。据传，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从腰中拔出手枪抵住袁世凯胸膛，厉声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

太监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对他恨之入骨。据传，一天刚下朝，百余名太监截住袁世凯，太监越聚越多，围攻不放，有的出言谩骂，有的欲饱以老拳。袁世凯急得团团转，经奕？百般劝解，并担保绝对不裁太监，众太监方撤围而去。

排袁之声一浪高于一浪，纷传袁世凯权高势重、居心叵测，将步曹操、刘裕后尘，不利于皇室。袁世凯觉得气氛不对，接连上疏，朝廷均未理睬；召见时，又面奏令守旧大臣致休，遭慈禧太后严厉斥责，并示之参劾他和奕？的奏章。此时，他方感处境危殆，恐惧万分，借阅新军秋操为名急急请训出京。物议大哗，一片“袁世凯宵遁”之声。

慈禧太后怕成立责任内阁后君权旁落，加之对袁世凯已生疑忌，没有同意设立责任内阁，仍旧保留了军机处。袁世凯没有捞到副总理大臣之位，反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中央官制改革而被迫辞去兼职，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清廷以明升暗降之法调离北洋军，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故去，宣统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载沣当政以后，对袁世凯势力的过分膨胀深感不安。宣统元年（1909年），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之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剥夺了袁的一切军政大权。但是，袁世凯已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将其“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了。

如何评价袁世凯与“维新”呢？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可为参考: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l摘自:《帝国骄雄 原来袁世凯》作者:张研 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