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是清人杨昌濬一八七九年写的一首七绝，它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新的意境。这首诗热情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也高度赞扬了这一壮举的最高统帅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此诗不但轰动当时，而且载入史册，长期流传。这就说明，凡是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多年来，一些历史研究工作者对窃踞新疆达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政权的性质，清军西征的意义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特别是近两年来；有些文章对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作了新的评价，但讨论尚有待展开和深入。下面仅就左宗棠收复新疆做一些分析。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着新疆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把面积广阔、蕴藏丰富、位置重要的新疆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还是把它保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绵延不断。其中虽然出现过分裂、割据局面，某些民族上层分子也曾独树一帜，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但在西方侵略势力东来以前，这种地方割据的出现与内地割据政权一样，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只是随着沙俄不断向东扩张和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后，搞分裂的野心家往往投靠外国侵略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为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推波助澜。

一八六四年，正当新疆地区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为转移人民斗争的方向，扯起了“排满、反汉、卫教”的反动旗帜，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而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的金相印(回族)，因久攻喀什噶尔汉城和英吉沙尔不下，竞伙同柯尔克孜族封建主司迪克，派人去紧邻南疆的浩罕汗国，要求迎回原回疆叛乱分子张格尔的儿子布素鲁克，这就给了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以入侵之机。阿古柏是个阴险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物，他以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手段闻名于浩罕政治舞台。一八六五年元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一道，带着六十八人越过边界进入南疆，很快攻占了英吉沙尔和喀什噶尔汉城。第二年攻占叶尔羌、和阗。此后，又进一步消灭了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势力，宣布成立哲得沙尔(七城)汗国。一八七〇年又攻占吐各番、乌鲁木齐，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

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是外国侵略者在我国新疆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它的控制区内，“安集延人是各城市的统治者，是军队的长官，是收税人和国王本人的卫兵”[1]。阿古柏对南疆的统治，完全是一幅血泪斑斑的图画。到过阿古柏占领区的俄国间谍普瓦热瓦尔斯基也不得不承认，“阿古柏伯克的残酷太过分了:在他统治的地区内死刑是最平常的现象”[2]，“在现今的南疆是很难生活的。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都没有保障；密探活动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人人都为明天而担心。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都肆意横行，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安集延人不光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赋税之重是惊人的，同时，收税人也没有忘记为自己搜括”[3]阿古柏政权的倒行逆施，不但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把自己推上了绝路。它撒下的腥风血雨，污泥浊水，只有通过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才能涤荡。

围绕新疆问题的斗争，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当时英、俄两个争霸世界的殖民大国，一个想南下波斯湾，控制印度洋，实现彼得一世的“遗愿”；一个想拚命维护既得的殖民利益，不许别人染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双方都向中亚推进，更显得剑拔弩张。

阿古柏政权的出现，自然会引起英、俄的极大关注，对峙的双方都力图控制它，使其成为各自战略棋盘上的一枚卒子。而地理位置优越的沙俄，更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一八七一年夏天，当阿古柏势力伸入北疆时，沙俄凶相毕露，竟无视我国主权，出兵强占伊犁，为其鲸吞整个新疆夺取了一个重要的桥头堡。就在沙俄准备出兵伊犁的时候，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公然叫嚣“支持喀什噶尔阿古柏政权”[4]。随后，沙皇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六月派总参谋部大尉考尔巴尔斯率代表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签订了《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许多权益，其中包括在南疆通商、访问、设立商务专员和对进口货只抽百分之二·五的入口税等。对此，英国自然不甘落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日，访问喀什噶尔的英国使团攫取了更多利益，根据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部分，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5]，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将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可以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和房屋、仓库。此外，阿古柏还同意接受一名由伦敦任命的外交代表和一名商务专员。对沙俄怀有疑惧的阿古柏，自然更希望得到英国主子的垂青，他卑躬届膝地向英国使节茀赛斯表示:“女皇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少的。”[6]做为犒赏，茀赛斯不但承认阿古柏是“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地区元首”，还带去了大批军火，并指使英国的附庸土耳其向阿古柏提供军事、政治“顾问”。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收复新疆卜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而且不可避免要同俄、英的扩张野心作斗争。

就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挺身而出，面对重重困难，毅然承担规复新疆的重任，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左宗棠虽然头白临边，但他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却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早在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成组诗《燕台杂感》，其中第三首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7]。一八三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他回家博览群书，认真阅读了研究新疆的专著《西域图志》。一八五〇年元月，在湘江舟中，左宗棠与曾谪戍新疆的林则徐会面，两人也曾“谈及西域时务”[8]。一八七一年，沙俄用武力侵占伊犁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他敏锐地察觉到沙俄的扩张已进一步升级，“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并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9]。

一八七三年春，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方略，要“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要撙节使用，统一各军专饷，“相其缓急，均其多寡”[10]。一八七四年春，张曜、金顺、额尔庆额三支部队约一万多人先后相继出关。八月，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金顺为帮办大臣，负责关外军务。十月，又任命左宗棠为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以袁保恒为帮办。从表面看，清政府好象决心要收复新疆了，其实清廷内部疑虑重重，意见纷纭，举棋不定，终于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塞防的大辩论。

自新疆沦陷以后，曾国藩就曾鼓吹“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入侵台湾，海防告警，李鸿章更以加强“海防”为幌子，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要求对已经出塞或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11]，公然主张放弃西北大片领土，出卖民族利益。在李鸿章的带头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五年二月，刑部尚书崇实上奏说，新疆即使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前大学士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之谋，今大学士李鸿章亦有划守边界之请，洵属老成谋国之见”[12]。一些地方督抚在李鸿章的直接唆使下，也纷纷出来反对收复新疆的计划。河南巡抚钱鼎铭要求将驻扎甘肃前线的“毅军”调回本省，他直言不讳地说:“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详及此，以为关外祗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13]无疑，李鸿章之流的反对，是收复新疆的主要障碍，如不彻底批驳其谬论，西征势必半途而废。一八七五年四月十二日，左宗棠上了一道约五千言的奏折，详细论述了收复新疆的必要性。他首先肯定“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然后分析了当时形势，进而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14]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支持，文祥指出，“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当清政府因李鸿章等的反对而不能决策时，文祥“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15]。这样，清廷终于下了决心，收复新疆。决策之后，立刻在人事安排上做了调整，与左宗棠不能合作共事的原“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原“帮办粮饷转运”袁保恒被调回北京。一八七五年五月二日(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授予他筹兵、筹饷和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为“帮办，”陕西巡抚谭钟麟“督西征饷事”，组成了西征军最高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