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或可对我们了解其时成都各工人家庭规模大小提供一定帮助。不过，由于上表中家庭人口统计，除亲族外，尚包括雇工在内，而棉纺、长机等手工业作坊中多雇佣工人，故其数据所反映并非完全为平常意义上之家庭，而诸如小贸、车夫者因无需雇佣工人，故被统计的家庭人口应多为一般意义上之家庭成员。综合多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推测其时成都工人家庭规模以4人左右者居多。而其时成都商贾店主界和军政教育界的家庭规模则分别为6。52人和6。47人，皆高于工人家庭。同时，上表中还反映出其时成都工人家庭中成年男子比例极高，这应“因为收入低微的家庭中不能生产者或不必要居留城市者，均居留乡间，以省开支”之故。这电是近代城市中出现的一种家庭小型化的新趋势。

此外，由于经济条件欠佳，生存环境恶劣而造成的人均寿命过短，婴儿死亡率过高也应是工人家庭规模不大的原因之一。20世纪20-30年代，成都工人大都居住于御河、后子门一带垃圾堆边的棚户区，卫生条件及其恶劣，瘟疫时有发生。如1932年8月10日上午6时至9时，仅3小时，因死于霍乱的出丧户即达34起，多为穷苦之人[20]。工作劳累，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精神压力大，也使得广大的工人群体极易受到疾病的侵扰。从对141名成都市牙刷业工人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其中仅有60。99％的工人身体堪称健康，其余则或有病痛或有残疾[21]。而工人所患之疾病多有如下几种。

1939年成都市牙刷业职工及学徒疾病种类

类别     肺病     生疮     发热     腹痛     肝病    内病    总计

人数      22        9        8        5       2       1       47

百分比   46。79    19。13    17。02    10。61    4。34    2。11   100。00

(资料来源:《成都市牙刷工业与工人生活概况调查》，《成都市政府周报》第22、23期“专载”，1939年。)

从上表中可知，在其时成都牙刷业工人所患疾病中所占比例最大者为肺病，而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条件下，此一病症几为不治之症。而在其时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之下，一些极为平常的病痛都极有可能使人丧失生命，因而当时工人阶层的平均寿命是较低的。对于抵抗力极弱的儿童而言，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以1935年对成都市校工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为例，在142个校工中有87个是有子女的。在87个当中，有53个是死亡过子女的，生产数与死亡数相较，大概可以说是生两个死一个[22]。这或许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时工人阶层儿童的高死亡率，而它对工人阶层家庭规模的扩大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工人收入的低微也使得工人家庭节衣缩食，生活水平极为低下。根据测定生活水平的恩戈尔定律，如食品消费所占比例越高，则生活水平越是低下。而其时成都工人阶层的生活费分配有如下表所示。

1937年成都市劳动负贩界每成年男子所消费各类物品之价值百分比

物品   食物类  衣着类  房租类  燃料类  杂项类   总计

百分比  63。34    2。65   12。96    8。00   13。05    100

(资料来源:杨蔚:《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第26页，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研究丛刊第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