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四人齐名，背景却大不相同。张之洞和张謇有科举功名，前者是封疆大吏，后者是状元及第，范旭东虽然幼时家境穷苦，但有兄长范源濂的帮助，也能够东渡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相比之下卢作孚的成功更具传奇色彩。

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卢茂林曾在裁缝铺当过伙计，后来贩卖麻布，人称“卢麻布”。卢茂林收入不多，而且有六个子女，家境十分贫寒，1907年卢作孚高小毕业后就未能继续升学。可是15岁的卢作孚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决心到成都求学。1908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卢作孚步行十多天来到成都，到一所补习学校学习数学，但是感到程度太浅，就干脆住在合川会馆自学。不久学有所得，他居然当起了补习老师，招收数学补习生，还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学科的难题解析，几年后他撰写的《数学难题解》（《应用数题新解》？）正式出版。

成都的环境毕竟与合川不同，那时各种新思潮已经开始在成都传播，卢作孚接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开始从一个朦胧少年转变为有思想的血性青年。当时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已经相当活跃，《民报》流传甚广，卢作孚为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所吸引，毅然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四川保路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跨了台，革命似乎已经成功了，但其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卢作孚像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教育和实业才是救国的根本途径，但是又不知如何下手。1915年春，卢作孚带着这样的迷茫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读书时结识了教育家黄炎培，受其影响，决定要像黄炎培那样致力于“推广教育，以开民智”，以为这才是“教育救国”的正途。他迫不及待的要回到家乡试验，但由于没有路费，他只能乘船到宜昌，然后步行千余里回到合川。

1916年初，卢作孚在家乡福音小学当了一名教师，不久到成都担任《群报》记者兼编辑。1917年初夏他再次回到家乡，任合川县中学监学兼数学教师，并在同年秋天与蒙淑仪结婚。然而教师生活与卢作孚所追求的“教育救国”似乎还有距离，他还是选择了办报这条能更为直接的影响广大民众的道路。1919年春，卢作孚应好友李劼人的邀请，再次来到成都任《川报》记者、编辑兼主笔。《川报》和它的前身《群报》是四川宣传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卢作孚到任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他积极报道北京和四川各地运动消息，产生很大影响。

1919年6月，卢作孚与李劼人参加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社团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最初是王光祈、曾琦等几个四川学生发起的，后来发展成为五四时期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团体。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当时极力反对政治改革，主张社会改革，要用教育和实业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这些主张与卢作孚的思想有契合之处。然而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多是一些年轻学生，并没有找到以教育和实业救国的途径，而五四运动后全国政治情绪高涨，许多人加入政党或组织新政党，又回到了政治改革的老路，一些不愿意放弃原来主张的人也找不到出路，只能安心读书做学问，王光祈自己也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去了。

相比之下，卢作孚并不像王光祈、曾琦那样坚决地不依靠既成势力，要用青年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理想国家。1921年川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邀请卢作孚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时，卢作孚似乎觉得找到了一条实现自己理想的捷径。他接受了杨森的邀请，并聘请少年中国学会同仁王德熙、恽代英主持川南师范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他们在泸州举办的暑期讲习会影响甚大，甚至吸引了当地机关、军政首脑。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次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失势，卢作孚也离开了泸州。1924年杨森再次上台，任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邀请卢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时，卢作孚建议他在成都设立通俗教育馆，自己出任馆长，继续他的民众教育试验。然而1925年川军内战再次爆发，刘湘接替杨森主持川政，卢作孚的通俗教育实验再次遭受挫折。经历了两次失败，卢作孚也感到“纷乱的政治不足凭依”，要想实现理想，必须首先培养自己的实力，于是想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半主张，即实业。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他感到民生主义更为迫切，所以就把自己所要创办的公司命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兴实业，绝处逢生

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要想办实业，必须先办交通。兴办交通，当然铁路最好，但是这又非少数如卢作孚这样的青年所能为，当时四川各地与外界的交往主要靠水路，于是他想到办航运。

有了这样的想法，卢作孚同友人彭瑞成、赵瑞清满怀希望地回到合川，要说服乡亲父老们投资于他们所要设立的航运公司。几个做了“官”的有为青年回来了，长辈们都热情招待，争相请他们吃饭，卢作孚就在饭桌上宣传自己的计划，希望大家集资办航运。合川为嘉陵江、涪水、渠水三江汇合之处，故名“合川”，生活在那里的人每天都与水路打交道，对于航运并不陌生。但是当时从合川到重庆，也只有两艘木驳航船和一些小木船在跑，要花大价钱买轮船，他们没有见过，也没有信心。虽经多方游说，最后也只有卢作孚的老师陈伯遵和黄云龙等十来个同学、朋友响应。于是在1925年10月11日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民生公司正式进入筹备阶段。

当时大家议定筹集资本2万元，但是无论是当时担任合川县教育局长的陈伯遵，还是黄云龙等青年，都没有什么钱，大家推德高望重的陈伯遵负责游说合川的财主们参与投资，但是成果也不理想，最后只募集到8000元。卢作孚这时负责调查四川航运业情况和买船事宜。他亲自到重庆调查重庆至宜昌的川江航运情况，发觉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是“船”满为患，只有一两艘船的华商轮船公司无法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营业都不景气。民生公司这样新成立的小公司要想挤进竞争已经白热化的川江航运中去，势难生存。而嘉陵江上的航运业务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决定经营合川至重庆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