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为时7年多的蒋韩矛盾画上句号，同时落幕的，还有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此时的梁漱溟可能更能体会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事种种社会改良实验的艰难与艰辛。

1937年11月29日，济南城外千佛山，梁漱溟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此时，日军已迫近黄河北岸，远程炮弹越过济南城区直打到千佛山脚下。济南城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和百姓恐慌的情绪。

焦急万分的梁漱溟耐心地向韩复榘阐述着他的抗战方案——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所负责的乡村建设范畴，他希望说服韩坚守山东，组织军民团结抗战。此时的韩复榘去意已定。

抗战爆发以来，已算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劝谏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此掏心掏肺的劝谏，到底是为了保护他苦苦坚持7年的山东乡村建设，还是仅仅出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大义？

无论如何，随着韩复榘的撤离，梁漱溟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夭折了。这也是包括乡村建设在内的种种民国实验的悖论:在种种主义、理想之下，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复兴国家、避免沦亡。它们需要时间，但沦亡的威胁又是这么紧迫。最终，它们只能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仓促收场。

选中邹平

事实上，1931年1月，当梁漱溟去济南会见韩复榘时，他对未来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已经疑虑重重。这种依靠地方军阀的实验，他已经失败了两次。

1928年，老朋友李济深在广东主政，邀请梁漱溟去广东进行村治实验。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广东的政局就发生了变化，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的实验遂成空中楼阁。

1929年梁漱溟北上考察各地乡村建设，经过河南，恰逢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梁漱溟应邀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一次的支持者是冯玉祥，也包括冯的老部下韩复榘。但是，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退出河南，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

尽管河南的实验失败，梁漱溟还是很有收获，那就是正式结交了韩复榘。许多年后，梁漱溟评价韩复榘“去山东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绩。”“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韩复榘自幼熟读经书，深信孔孟之道，同时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和其他的军阀不同，韩复榘在山东刚一上任就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四项施政计划，一时间山东上下吏治整饬，政风清廉，气象一新。

最重要的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品格、学识仰慕已久。1922年，当韩复榘还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团级将领时，就在北京南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从那时起，韩复榘对这位现代大儒就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那时候，梁漱溟并不认得台下这位军官。直到1930年，在华北考察乡村建设的梁漱溟应邀参与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而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大力支持其办学活动，由此开始了二人的正式交往。

1930年11月，当原河南村治学院副院长梁仲华与韩复榘面谈后表示，愿意接受韩复榘的邀请，并请梁漱溟一起来山东搞乡村建设，韩复榘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从外人看来他似乎还有另一重考虑:梁漱溟主张的乡村建设，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

前两次失败的阴影犹在，梁漱溟不得不思量再三。仅凭此前的接触，梁漱溟对韩复榘已经颇有好感。但他仍然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两个月后，犹豫的梁漱溟来到济南，韩复榘专门设宴款待。席间，韩复榘对梁漱溟等人来山东搞乡村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十分爽快地拨给梁漱溟10万元活动经费，至于实验地点则任其挑选。宾主相谈甚欢，梁漱溟心中释然。

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梁漱溟等人却不希望乡村建设实验受到省政府太多的“关照”。他们提出了这样几条实验地点选择标准:地理位置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社会结构要有代表性，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

而当时的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30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17万多人”，“另外，邹平没有大地主，阶级悬殊不大，有利于实现梁漱溟的乡建理念”，梁漱溟后来回忆说。众人一致决定到邹平去。

县政革新

经过最初两年的艰苦摸索，邹平乡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一开始，对乡村建设运动一无所知的邹平百姓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梁漱溟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发动群众、培养人才，为此他举办了两届乡村教师假期讲习班、两次农产品展览会，还试办了91所乡农学校，深入宣传乡村建设思想。

据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当初他们在训练部学的内容很多，从乡村建设理论、农村经济、军事训练、精神陶炼到农业知识、医药卫生全有。梁漱溟亲自主讲，“语调较慢，很清楚”。学员们“对梁先生的见解、主张，都很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