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冬天，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信念的破碎:“晚清时代，国之现象，亦惫甚矣。然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今日）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这个观感，说尽了千万士绅、知识者的走投无路，中国社会的凄楚与绝望。在这样的背景中，一种异常灰暗、无比压抑的时代气息，悄悄地蔓延开来:一方面，范爱农、魏连芟、吕纬甫……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落拓人物，成为几年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洪宪称帝、张勋复辟、派系林立、军阀混战……一场场闹剧走马灯般地上演着。在政局的日显荒诞、人心的愈加灰凉中，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等同盟会元老，先后发出了“不做官”、“不当议员”的誓言；而鲁迅更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市井中，看到了一个无望的人间。

这是最坏的时代。过往浩浩，而前路渺渺，旧的家国与天下已被彻底粉碎，残留的精神与伦理资源也日渐边缘化。这又是一个孕育着微茫希望、新的生机乃至前所未有的世界谱系的时代，在几年的号哭绝望、奔走呼喊之后，一个个知识者、一群群青年乃至为数众多的当权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英美的角落、日德的深处、法俄的新思潮乃至旧传统的源头，试图找到新世界的入口处。从1917年开始，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雄健追问为先声，种种新观念、新术语、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成为盛极一时、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

1918年，一种精神古老、话语崭新、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席卷了中国，席卷了被称为“第三代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这种被命名为“安那琪”的社会主张，以“三无”、“二各”为理想形态，即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并视合作、“互助”为人际纽带、理论基础。一时之间，千万人为之倾倒:守旧士大夫从中看到了《礼记》、孔孟理想的痕迹；青年知识分子则以社会进化论为出发，不仅看到了一种“甘美、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而且看到了文明输出欧美、中国引领世界的广阔前景。在这样的追求和向往中，富有理想色彩的陈炯明将军也被裹挟其中，他试图以“闽南护法区”为依托，渐渐通往一个安那琪的国度，一种天下大同的未来……

如果说，撇除出身、职业、社会地位，安那琪信仰者大多是精英分子、理想主义者，他们后来也大多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的话，那么，从1920年开始，以湖南为中心、蔓延几省的新宪政运动，则以中下层士绅、知识分子为骨干。在两任督军赵恒惕、谭延闿的支持下，三千万湖南绅民决心以地方宪政为起点、以联省自治为中介，通过渐进方式，自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地实现一个美式合众国。

也是1920年，在“全国掀动”的安那琪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一大群原先的实验发起者、曾明确表示信仰安那琪的青年才俊，急剧地向左转了。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恽代英、施存统……纷纷成为布尔什维克信仰者。在参与国共合作、实践“新三民主义”后，他们走向民间的步伐，由城市而乡村，由工人、市民而汪洋大海般的赤贫农夫。与此同时，在救亡风潮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中，另一种动员社会、集结民间的社会模式，也先后进入了众多军阀、当权者的视野。他们或以之为工具，或视之为理想，有的借鉴，有的狂热追随。

在救亡图存、一盘散沙的民国图景中，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的社会模式。它以“急”、激进为色彩。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主义者乃至西式知识分子，则以“渐”、改良为手段，开始了富有成效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式知识分子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宗旨，那么，包括梁漱溟、卢作孚在内，他们的种种努力则意味着新儒家主义的诞生、向传统源头探求民族新生命途径的实践。直到1937年，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乡村建设运动”连同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民国社会实验，一同步入它的尾声。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正如礼崩乐坏之后，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在又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际，民国志士们以种种“主义”，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新的生存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向何处去”的追寻并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