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间去”

“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做工呵！……”

又一批入会的成员，来自北大“新潮社”。

新潮社以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徐彦之为几大发起人。1918年10月13日，在北大沙滩红楼，21名青年齐聚一堂，决心创办一份宣扬个性解放、鼓吹“全盘欧化”的杂志；这份杂志以中学毕业生为对象，致力于使他们“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不久，文学家、北大教授周作人，以及谭平山、高君宇、朱自清、叶圣陶、康白情、顾颉刚、冯友兰、孙伏园、俞平伯、何思源……纷纷加入了这个社团。

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次年元旦，《新潮》杂志创刊了。此后两年有余，《新潮》共发行十二期，“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多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声势不可谓不浩大”（罗家伦，《回忆傅孟真先生》）。

正是《新潮》杂志创刊前后，几名新潮社成员，徐彦之、高君宇、朱自清、康白情先后加入了少中。如果说，作为后来的文人，徐彦之、朱自清和康白情的入会，使他们汲取了精神力量的话，那么，来自山西、时为地质系学生的高君宇，获得的则不仅是精神力量，他还获得了信仰、使命感和未来选择。

入会不久，高君宇和李大钊很快接近着。他成为李大钊的追随者了。他们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着俄国局势。他们并不孤单；1919年年初，随着国民社众多骨干的入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说，新潮社奉蔡元培、胡适为偶像，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社则以李大钊为导师。它的出现，与几个月前留日学生的归国风潮密切相关。后来，在《回忆国民杂志社》一文里，许德珩这样回顾“学生救国会”的发起、国民杂志社的诞生:这一年晚春，四名湖南籍归国学生到北大串联，“记得其中有李达、王希天、阮湘等”；经过同学的介绍，“第二天，我和邓康（邓中夏）到湖南会馆去看他们……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不久，它就演进为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请愿活动。

5月21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两千多名青年齐聚新华门外，要求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代表；八名请愿代表中，包括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几位领袖，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傅斯年和易克嶷等。几十年后，许德珩总结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的学生请愿”。

请愿期间，包括北京大学、法政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在内，二百余名青年组成了“学生救国会”。他们与本部设在上海、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救国团”遥相呼应。随即，许德珩、邓中夏、易克嶷等又开始筹办《国民》杂志，以作为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日常机构。1919年元旦，与《新潮》杂志同时，《国民》杂志问世了。

《国民》杂志创刊后，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易克嶷……纷纷加入了少中。它为李大钊提供了一小群追随者。被称为“世界主义派”的那个群体出现了。

分歧

“世界主义派”以李大钊为导师，“国家主义派”则以曾琦为领袖。

1918年8月，在张梦九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曾琦开始连载《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获得了无数喝彩。在这些文章里，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如果说，李大钊的鼓吹引发“主义”之争时，左舜生、李璜、陈启天、张梦九等还只是借用曾琦观点予以反驳，那么，随着“世界主义派”的出现，“国家主义派”也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