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生日前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家乡湖南。他与杨昌济教授的另外两个学生萧瑜、蔡和森并称为“三豪杰”。

杨昌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写信给“三豪杰”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蔡和森先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

在北京，毛泽东没有工作，身无分文。起初，他在后门附近的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与另外七个湖南青年租了一间小房。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了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北京的严寒。

杨昌济给北大图书馆馆长写了封信，为毛泽东谋到了一份管理期刊阅览室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他的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

25岁以前，毛泽东一直生活在南方。湖南的生活方式与北京差别很大，除冬天严寒、口音相异、饮食不同等环境问题外，毛泽东还面临更重要的心理问题。

北方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也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在1918年至1919年间，毛泽东的活动范围狭小，那个冬季形成了他对北京生活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位来自长沙的叛逆者暂时忘却其使命，流连于山水之间。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他不会法语，也没有钱作路费，更牵挂杨开慧小姐。还有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

与此同期，在120英里以东的天津，一位名叫周恩来的青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他起航远赴欧洲。在西北的重庆，另一名叫邓小平的青年，也以勤工俭学的身份开始了法国之旅。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中国人已经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毛泽东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当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半年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毛泽东传》〔美〕罗斯·特里尔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