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长期以来，在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要称得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起着主导作用。(一)必须给五四运动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二)积极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三)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笔者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而是李大钊。

一、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