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披露，某调查公司曾以五四运动为主题，对北京、上海、广州的九百多位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调查中，许多人竟把林道静、江姐等文学形象都当作五四人物，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与此同时，人们对当年学生运动的真正领导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却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

这也难怪，当所谓政治标准成了评判是非的唯一尺度时，连井冈山会师都能篡改，现代史上那些更复杂的人和事又怎能逃脱被歪曲、被遗忘的厄运？这时候，“读史使人明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等格言，便特别耐人寻味。好在国人追求真理、了解事实真相的愿望总是那么强烈，这也是学术界近年来对傅斯年、罗家伦兴趣颇浓的一大诱因；相比之下，可能是由于著述不多吧，人们对段锡朋还很少论及。为了解这个人，我翻遍有限的藏书，找到几则有关他的资料。

第一则是罗家伦的一篇回忆文章，题为《书诒天下才，我为苍生哭》。段锡朋字书诒（亦作书贻），江西永新人。五四时期，他在北京大学法科就读，曾担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后来我才知道，五四那天他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祺瑞政府，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这位“段总理”很推崇古代士人陈蕃、李膺等人的风骨，这也是他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罗家伦说，段曾参加《国民》杂志的工作，后来赴欧美留学时也能在读书研究时自成系统；他虽然“不写文章，可是我们把写作给他看，他常有深刻的批评，为我们所佩服。”

第二则是段氏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他虽然也是北大学生，却好像与胡适交往不多，这与既关心政治、又热心于学术的傅斯年有些不同。信很短，仅一百多字，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这封信写于1932年11月3日，是替陈独秀向胡适致谢的。陈于10月中旬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被移交南京当局。10月下旬，蒋介石致电翁文灏并转胡适等人，说即将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判，可见人们对这件事非常关注。当时，傅斯年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要求政府依据法律对陈独秀予以特赦，胡适也准备为陈聘请律师。由于陈独秀决定请章士钊为他出庭辩护，便委托当年的学生段锡朋写此短简。后来，陈还在信中对胡适说，段经常去监狱里探望他，并负责转达书信。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段已经是政府要员，能如此，诚属不易。

第三则是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金先生学识渊博，功力深厚，著述宏富，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36年，他几经周折，从东北逃到上海，经黄炎培介绍找到蔡元培。蔡让他去南京去找傅斯年，金先生遂与罗家伦、段锡朋、翁文灏相见。当时罗是中央大学校长，段是教育部政务次长，翁是行政院秘书长，于是他被聘请为中央大学教授、教育部特约编辑、行政院参议。在金看来，“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满洲）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然而在段锡朋眼里，金实在是“东北读书种子”，所以他嘱咐罗家伦一定要“善视之”。1945年，金毓黻在一首诗中写道:

同室何分越与秦，感君高谊独沾巾。

读书种子原非我，钜眼英雄大有人。

论事快如瓶泻水，举头亲见海扬尘。

明朝握手沧江上，应许衔杯慰苦辛。

以此来表达对段锡朋、傅斯年的感激之倩。

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120人的编制，但实际工作的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觉得“老百姓太苦”的缘故。至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想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坚辞不就。罗家伦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

罗家伦认为，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终于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一再请求:“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1948年，罗在国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曾以七绝一首寄托自己的哀思:

亦儒亦墨亦真诚，

远识高标两绝伦；

忧患不容余涕泪，

我今痛哭为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