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从部长到大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而劳燕分飞。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