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士道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的原因
2010年03月21日 19:00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打印共有评论0

核心提示:从平安时代中期到江户时代末期,武士在日本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000余年,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一直指导、制约着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并经历了行动、制度到理论的发展阶段。然而,到了近代,武士道不仅没有随着武士的解体而走向消亡,反倒演变成日本民族的信仰道德规范,并被军国主义操纵和利用,成为典型的“杀人之道”、“侵略之道”。

所谓“武士道”乃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从八、九世纪武士的产生到明治初期武士的解体,武士这个群体在日本社会上活跃了1000余年,而其在职业和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武士道也历经了若干个发展阶段,从最初平安时代的行动道德规范,经历中世、近世的制度、理论道德规范,最后发展成近代的信仰道德规范。

明治维新宣告了日本封建时代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作为封建政权的统治阶级,武士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的终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武士道这一约束、规范武士阶层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未随着武士的解体而消逝,反倒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威力,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之后的发展轨迹,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鉴于此,本文拟从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入手,探讨武士道在近代的演变,并揭示其演变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武士道的产生和发展

(一)平安的“武者之习”

经济领域,班田制的解体和庄园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宣告了土地国有制的崩溃;政治领域,外戚政治、摄关政治、院厅政治的先后登场彻底瓦解了大化革新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背景下,武士作为日本社会武力争夺土地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产物,于八、九世纪的平安时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最初以私人武装形式出现的武士,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并在十世纪形成了以乡领主为核心的地区性军事集团——武士团。由于武士团内部是按宗族关系和主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求从者绝对服从主人,主人则保护从者的财产。这种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在武士团内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并成为维系武士集团的重要思想支柱。由此而产生的主从道德便成了平安时代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正如中村吉治在其著作《日本封建制の源流下-身分と封建》中所说的:“作为武士道雏形的平安主从道德是从武家主从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1]

其实,平安时代尚无“武士道”这一称谓,武士道一词产生于战国时代末、江户时代初,此时的武士道常被称为“武者之习”、“弓矢之道”。

从“武者之习中,……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为中心”、[2]“驱使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3]等大量对平安武士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武士道作为尚未被制度化、理论化的行动道德规范,由于武士及其所属武士团的分散、局限性,仅停留在具体的、非规范的小群体行动层次,其主要特点为:忠诚、尚武。

(二)中世的“重名轻死”

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家政权在日本的确立。首代将军源赖朝为了巩固统治、有效地控制武士阶层,实行了“御家人”制度。这样,分散的武士团及其武士便都集中于幕府的统治之下,其行动也走上了公共化、规范化的道路。同时,随着武士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强化,从其内部也产生了统一和规范武士行为、道德的要求。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言:“当武士阶级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责任时,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4]于是,上自幕府下至各武士团,纷纷制定出一些“法典”、“家法”来规范、约束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如“贞永士目”、“武田信玄家法”等,使武士社会中的道德、习惯及先例以成文法规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此外,当时由中国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普及的禅宗,以其对现世“无常”、“空无”及“死生如一”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迎合了武士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要,对武士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士道又被称为“死的觉悟”。而早期仅在贵族间传播的儒学以及随禅宗一起传入日本的新儒学——宋学,随着被武家政权的重视,也为武士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它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忠孝”的道德观和“大义名分论”等观点,不仅巩固了武士阶级内部的等级和秩序,也为武家政权提供了现世的世俗政治规范。

综上所述,中世武士道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平安主从道德中“忠诚”和“尚武”的观念,还加入了“重名轻死”、“美化死亡”的内容,并将武士道从行动的道德规范发展成了制度的道德规范。

(三)近世的“道的自觉”

德川氏统一日本后,日本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和平时期。幕藩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和“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度。武士作为最高等级的“士”,其主要职能从战斗者转变成了行政官僚,生活来源也由土地转化为禄米。由于武士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往在战争实践中受禅宗影响而形成的“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已不适用。另一方面,在室町时代末期抬头的新儒学,进入江户时代后,彻底摆脱了对禅宗的依附,并以其富于思辩性的精致理论形态和对现世封建秩序的合理论证博得了德川幕府的青睐,成为了江户时代的“官学”。

武士职能的转变以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无不对武士的行为、思想及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幕府的首代将军德川家康和中江藤村、熊泽蕃山等儒学家都曾致力于创立新的武士道理论,但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人还是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以儒家思想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论,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使儒家思想成为江户时代武士的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理”,[5]武士道也由此从“死的觉悟”过渡到了“道的自觉”。在《山鹿语类》中的“士道篇”里,他指出武士要知己知职分,即一如既往地对主君尽忠、自觉地实践“人伦之道”(即儒家的封建道德)并成为指导农工商三民实践“人伦之道”的楷模。为完成武士的职分,山鹿素行还主张要“明心术”、“自省”、“详威仪”、“慎日用”等,为武士制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此外,“士道篇”还提倡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利用朱子学的道学原理,为武士阶级注入了“安天命”、“报恩”、“克己”等新的观念,并根据儒家为君主“死守善道”、“舍生取义”和“杀身成仁”的精神,鼓吹所谓全死节思想。

就这样,德川时期的武士道在继承、发展和改造平安、中世武士道的基础上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权威化,不仅成为武士阶级的生活伦理和思想信仰,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广泛地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自此,武士道作为一种理论的、系统的道德规范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的国民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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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春燕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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