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对佛教的支持，表现为两大方面：

一是亲身修佛，二是从各方面扶持佛教的发展。

萧衍本人归佛后，逐渐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行素食，到了晚年，他经常日食一餐，所食也只是豆羹粗饭而已。对那些敢于饮酒食肉者，他以世俗的刑法治罪。他又颁布《断杀绝宗庙牺牲诏》，禁止宗庙的牺牲，这是有违儒家礼法的，但他坚持推行。他还正式受戒，据《续高僧传》卷六记载，他于天监十八年(519)“发宏誓心，受菩萨戒”(《慧约传》)。他最突出的奉佛行为之一是多次舍身为寺奴，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每次都是朝廷花了大量的钱财才把他赎出来。他的第四次舍身是在太清元年(547)三月，历时一个月，所花赎钱为“一亿万”，这为同泰寺带来了巨额资金。

萧衍本人是可以划入“义学”一类的，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尤重《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他常常为大家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开设过千僧会、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529)开设的无遮大会，参加者有道俗五万多人。他的佛教撰述，则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现仅存序)、《三慧经义记》(《三慧经》本是《摩诃般若经》中的《三慧品》，萧衍认为此品最重要，因而单独列出)、《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均佚)，另著有《立神明成佛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断酒肉文》、《述三教诗》等，均存。

萧衍在义学上对中国佛学的贡献，突出之处是把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说结合起来了，他本人是属于涅槃学派的，主张“神明成佛”，所谓“神明”，是指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神明”也就是佛性。他又提出三教同源论，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教可以会通，同时，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

除了自身奉佛，萧衍还大力扶持佛教事业的发展。他对外国僧人的译经，非常支持，僧伽婆罗被他召入五处译场从事译经，所译经典，又请宝唱等人写疏，他甚至“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僧伽婆罗传》，《续高僧传》卷一)。真谛在萧衍门下也受到礼遇，只是因为侯景之乱，真谛的译事难申。

萧衍和国内僧人的关系也很密切，宝亮、智藏、法云、僧旻等人，都是萧衍非常器重的。他组织僧人编撰佛教著作，编成的作品至少有十二种。他还广造寺院，所建寺院，有大爱敬寺、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等十一座，各寺铸有佛像，大爱敬寺有金铜像，智度寺的正殿铸有金像，光宅寺有丈九无量寿佛铜像，同泰寺有十方银像。

在萧衍的支持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萧衍之后，简文帝和元帝也都奉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