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过头来看阎教授的观点，是否真如阎教授所说的因为其他中国人都对科学不感兴趣，唯独只有康熙和他的少数大臣感兴趣，所以导致落后？

事实上我们从利马窦到明代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中，就能看到阎教授说法是不太准确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如果一些人想像对科技排斥，相反有许多人都表现出相当浓厚兴趣，甚至这种兴趣超过了其他方面。

一开始利马窦为传教而传教，结果到处碰钉子，相当不顺利，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宣扬西方科技，改变了处境，招徕了大批中国士大夫的亲徕，影响也越来越大。先是瞿太素跟随他，后来向利玛窦学习数学的人多起来。著名学者李心斋的儿子，然后是他的两个学生。再然后是当时的翰林王肯堂的学生张养默等等。当利马窦要张养默去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张养默却告诉他，这“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张养默曾经想要翻译几何原本，但这时利马窦反对这种翻译，因为他意图根本不在此。

后来利马窦到了京城之后，发现如果他不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供更新更深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们的交往就变的相当消极，来拜望利玛窦的人员远不如从前。这才同意了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要求。但实际上利马窦答应的也是相当勉强，他的想法是直接翻译西方的历法书籍，这样可以作为打开宫廷的敲门砖，但徐光启坚持说“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利马窦这才勉强同意。

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明朝的中国最高等级的官员和士大夫都参与进来研讨商量，如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汴、赵可怀、祝宰伯、吴大参。其中的叶向高在万历三十六年以后，曾经三次担任过内阁首辅，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文官了。

利马窦去世以后，澳门教会当局曾经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从事散播科学的工作。当熊三拔在徐光启要求合译《泰西水法》的时候，就表现的吞吞吐吐，以至让徐光启感到非常不满意，甚至说出“可以窥见其人”的话来。

研究那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明代许多士大夫都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兴趣，都对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抱着积极态度，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平民知识分子都出现讲求西学的热潮，这其中包括了东林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复社成员，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等等。

从当时一些人的言论也可以看明代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先进文明的包容态度和博大心胸。

如瞿式榖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①]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观点。

著名东林党人冯应京（他在反对万历矿税的斗争中也算急先锋，尽管在我看来起的作用并不好）在《舆地图叙》中写道：“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